《李自成》全书总计326万字。作者抱定“三百万言写史诗”的宏愿，试图采取一种类似于《战争与和平》的场面开阔的写作方法，以李自成所代表的农民“起义军”和由崇祯皇帝所代表的朱明王朝之间的阶级搏斗为主线，以明清间的民族矛盾、各农民“起义军”之间的矛盾冲突、朱明王朝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为副线，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多角度、多侧面地描绘明末清初各个阶级、各种阶层、不同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塑造各种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再现广阔的生活场景和多彩的社会风俗，总结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从而为明末清初的历史演变提供一幅类似于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图画。其中第一至第三卷侧重描绘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转危为安的过程，第四、第五卷侧重于对农民“起义军”由强转弱、由兴变衰而终至失败的描写。为了避免结构紊乱和头绪不清，作者在前三卷采取了分单元集中描写的方法，综合了中国史书的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结构方式。叙述大致以编年时间为顺序，各章故事情节相互衔接，数章组成一个单元，单元与单元的转换则注重大开大合、缓急搭配。《李自成》前三卷的创作和出版，是处于一个读者渴求精神食粮而缺乏精神食粮、呼唤文学巨著而缺少文学巨著的时代。《李自成》以其规模的宏伟、人物的众多、结构的繁复而获得了“巨著”的外观，对阶级斗争史观的有效阐释更使它成为“农民革命战争的英雄颂歌”，在当时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事实上，除了理念先行这一致命伤外，《李自成》同时存在着以下严重的缺陷。

首先，在塑造人物方面存在着概念化现象。李自成、高夫人等形象，有过多的“政治化”和“现代化”的痕迹。特别是第一卷修订版和第二卷中许多情节的描写明显受到“**”中“路线斗争”和“评法批儒”运动的影响；[9]对于主人公李自成，作者试图以“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既写其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等政治家的气魄和军事家的胆识，也挖掘其悲剧性的帝王思想与农民意识，但对这一人物的“钟爱”所导致的过于理想化，使得作品对李自成由万众归心向众叛亲离转化的描绘，显得突兀而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其次，各卷的创作质量有欠均衡。由于后两卷主要依靠录音整理而成——这种创作方式显然更适合于故事性强和口述实录的文学作品。《李自成》的前三卷更接近于小说创作，后两卷更接近于讲史，在文学语言、人物形象的塑造、结构布局的技巧上，与前三卷相比，明显在走下坡路，使读者和文学批评界在推崇《李自成》的同时，也留下了其“一卷不如一卷”的印象。

对《李自成》这样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的多卷本长篇来说，“史诗化”的追求既是对作家历史识见、文学才情等的巨大挑战，也是对读者阅读趣味和审美耐心的极大考验。单纯的“全”和“大”并不能成就文学史上的“史诗性”作品，随着中国文学整体上由一元体制化的文学向多元化的文学转移，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影响开始减弱，并面临重新审视和评价。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类小说在中国文坛日渐寥落。少数得以出版的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作品，既没有在题材和史料上有新的发现和挖掘，也没有在历史观念和表现手法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况且，随着读者审美要求的提高和阅读兴趣的转移，这类作品也已经很难吸引读者的目光。

在这种“农民起义”的宏大叙事呈现出衰落之势的同时，徐兴业《金瓯缺》和凌力《少年天子》的意义开始得到了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