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规范深层地构筑了“主流文学”的精神取向与叙事模式、抒情模式。但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主流文学”表层的政治批判指向也随之有所变化，如上面提到的《牛田洋》经过修改在1972年出版时由歌颂林彪一变而为“批林批孔”，就是典型的例子。只不过这种表层的政治批判指向的变化，依然是在“**”文学创作规范之内展开的，内在的精神取向与叙事模式、抒情模式并没有变化。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国大陆的政治气候在激进的阶级斗争思潮中可谓是瞬息万变，这必然影响到当时“主流文学”中政治批判指向的变化。1971—1974年，在批刘少奇的同时重点是“批林批孔”。至于之所以要“批林批孔”，是因为认为林彪有所谓“尊孔反法”即尊崇儒家反对法家的观点。由此也就带出了“评法批儒”的“讨论”和“大批判”。江青一伙借“批儒”将矛头指向了“九一三”事件之后在中共中央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同时，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时，借批判林彪“反革命路线”之机，对文艺工作作了极有限度的调整，这导致了1974年所谓对“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指责和反击。这主要表现为对敬信的小说《生命》的批判，对晋剧《三上桃峰》的批判，对湘剧《园丁之歌》的批判，对所谓“迎合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的“黑画”的批判。

对晋剧《三上桃峰》的批判更是掀起了反击“文艺黑线回潮”的**。1974年1月23日至2月18日，国务院文化组在北京举行华北地区文艺调研。此间江青的亲信于会泳组织“初澜”写作班子首先对《三上桃峰》展开了批判，并将这种对所谓“文艺黑线回潮”的反击迅速推向全国，从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三上桃峰》讲的是杏岭大队有人以欺骗手段把一匹病马当好马卖给了桃峰大队，杏岭大队党支书青兰发现以后，亲自三上桃峰，退款、道歉、赎马。卖主硬要把已经到手的钱退回去，已经卖出手的病马，硬要再牵回来；买主却坚辞不受，双方推让再三，争执不下。当时的批判认为，《三上桃峰》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为刘少奇“黑《修养》”里所宣扬的“孔孟之道”公开招魂，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为刘少奇翻案”。

为配合对晋剧《三上桃峰》的批判，还展开了对湘剧《园丁之歌》的批判。《园丁之歌》原是1972年长沙市的一所小学的教师集体创作的一出湖南花鼓戏，原名叫《好教师》，后经前后修改近三十次，改成湘剧《园丁之歌》。剧中的一句唱词“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被认为是对“**”的否定和反攻倒算，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大唱赞歌。1974年批判的所谓“黑画”，指的是周恩来指示组织创作的宾馆布置画和外贸出口画。1971—1973年，周恩来多次指示，宾馆布置画的美术作品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能体现我们国家的艺术水平；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结果这些画被称为“美术领域中的复辟逆流”，受到讨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