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腾的小凉河》原是江苏作家王立信写的一部中篇小说，表现了1972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同“小生产者自发势力”坚决斗争的主题，正好应和了当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需求，受到上海市委的重视。经过修改，1976年1月的定稿本和当时的“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靠得很紧。不料到了1976年2月，“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行到了“批邓”阶段，于是又改，将故事的背景变为1975年，将周昌林刻画为“反潮流”的英雄，而出身“三代雇农”“三八年就参加革命”“打老蒋流过血，搞土改流过汗”的“老干部”夏副主任，则成了“走资派”。这是江青一伙所谓“老干部”是“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在电影创作上的应用。

1976年5月，上海市委举行了纪念“**”发动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决定将反映“一月革命”的话剧《盛大的节日》改编成电影。修改好的电影剧本以“**”初期震惊全国的上海“安亭事件”为背景，塑造了铁路局造反派负责人铁根和铁路局党委副书记井锋两个英雄人物形象。所谓“安亭事件”，是指“**”初期，王洪文违反上海市委不准进京闹事的命令，在上海安亭车站组织集体卧轨抗议、阻断南北铁路交通的事件。拍摄了一半的《盛大的节日》，因江青一伙被抓而停机。

《反击》是在1976年完成的原名为《占领》的初稿基础上修改的。1976年3月底修改定稿，改名为《反击》。剧本的主要情节是：某省委第一书记韩凌重新出来工作以后，要在全省展开整顿，先拿黄河大学的教育问题开刀，得到了一些学校领导和教授的支持。他们把因实行“开门办学”而在黄河大坝工地上劳动的学生招回学校，搞了一次突然袭击的笔试，遭到了钟大闯等学生领袖的反对。校党委书记、工宣队负责人、省委委员江涛得知此事后，也对教授进行了同一试卷的考试，把一些教授弄得狼狈不堪。江涛又把学生带回工地。在省委，江涛在革委会主任赵昕的指导下，同韩凌推行的“三项指示为纲”公开对抗，先被韩凌挂职下放，继而关进单人牢房。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江涛恢复了职位，韩凌则称病不出。根据赵昕、江涛的部署，在已经修建好的黄河大坝开闸放水之日，召开了“批邓”大会。这时一伙自称“拯救四化委员会”的“反革命暴徒”乘机暴乱，韩凌予以支持。省里出动民兵镇压了暴乱。赵昕宣布了中央刚刚作出的“两项决议”，江涛批判了韩凌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行径，下令开闸放水，**的黄河水呼啸而去，象征着对“右倾翻案风”的大反击获得了全面胜利。影片拍摄完毕，还未等公映，江青一伙就已经被捕。

应该看到，这些密切配合现实政治权力斗争的文艺生产，是在严格遵循“**”文艺创作规范的条件下进行操作的，它依然是“无产阶级新文艺”之激进的文化构想的现实实践。只不过这种文化实践，已经开始明显地堕落为现实权力派别用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而且，这种激进的文化实践，也越来越走向僵化和封闭，容不得任何对自身规范的违越，对电影《创业》和《海霞》的指责和围剿，即是例证。

由于这种创作教条的长期灌输和影响，人们的创作思维已经陷入了一种模式化窠臼，甚至人们自以为是发自真情的“个人化写作”，其实依然遵循的是“**”文学创作规范。这一点由“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充分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