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这一类“批评特写”的艺术尝试很快就被接下来的“反右”斗争和“大跃进”的浪潮吞没了，报告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归到对“共产主义新人新事新道德”的颂扬。至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期，物质生活虽然艰苦，“精神面貌”却很高涨。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更是成为共产主义精神的风向标。此期的报告文学呼应着这一要求，唱响一曲曲“赞歌”，如《英雄的列车》（郭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王石等）、《旱天不旱地——记闽南抗旱斗争》（郭小川）以及《看愚公怎样移山》（东生）、《九龙江上的抗天歌》（李峰等）、《战洪篇》（雪克等）等，热情颂扬人们在与自然斗争中所呈现出的“共产主义理想与风格”。报道“共产主义新人新风”的作品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向秀丽》（房树民等）、《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甄为民等）、《红桃是怎么开的？——记党的忠实女儿赵梦桃》（魏钢焰）、《南京路上好八连》（西虹等）、《手》（巴金等）、《大庆精神大庆人》（袁木等）、《咱们的五个孩子》（冰心等）、《邢燕子》（《河北日报》记者和《唐山劳动日报》记者）、《斯霞和孩子》（徐文等）、《耿长锁的故事》（刘怀章）等，都曾经在当时产生过一定的反响。

上述报告文学作品既有“事件报道”，更多的是“人物报道”，这当然是出于时代精神和政治文化的双重需求。1960年《文艺报》第19期发表的《充分发挥报告文学的革命威力》一文指出，报告文学“可以写景，可以记事，可以抒情，可以夹叙夹议”，“但塑造人物形象仍然是报告文学进一步提高的重要问题。因为要对现实生活作比较深刻的艺术概括，要对人民群众和先进人物的精神面貌进行比较深刻的描写，都必须有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因此这期间报告文学在人物塑造、组织结构与艺术手法等方面出现了向着小说化方向倾斜的趋势，这种小说化的方法，在曾产生很大影响的《小丫扛大旗》（黄宗英）、《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穆青）等作品中有着明显表现。

【思考与练习】

1.1960年前后的两次散文“**”有怎样的异同？

2.怎样理解这时期报告文学的精神品格？

3.怎样评价“杨朔模式”？

[1]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5页，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2] 张光年在《文艺报》召开的杂文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载《文艺报》，1957（4）。

[3] 杨朔：《东方第一枝·小跋》，147～14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

[4] 杨朔：《东方第一枝·小跋》，148页。

[5] 刘白羽：《红太阳颂》，见《红色的十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6] 秦牧：《散文领域——海阔天空》，见百花文艺出版社编：《笔谈散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

[7] 秦牧：《艺海拾贝》，26、2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8] 秦牧：《散文创作谈》，见《散文创作艺术谈》，6～7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4。

[9] 徐懋庸：《我的杂文的过去和现在》，载《人民文学》，1957（7）。

[10] 回春（徐懋庸）：《小品文的新危机》，载《人民日报》，1957-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