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代初，取材现实的剧本只有少数能写出“人”的真实面孔，多幕剧如《龙须沟》，独幕剧如《妇女代表》，电影如《我这一辈子》等。1956—1957年，剧坛出现了以岳野的《同甘共苦》（中央实验话剧院1957年首演）、海默的《洞箫横吹》（中国青年艺术剧院1957年首演）和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57年首演）为代表的“第四种剧本”。此外还有一些独幕讽刺喜剧的创作，如鲁彦周的《归来》、王少燕的《葡萄烂了》、何求的《新局长到来之前》，以及赵寻的《还乡记》、熊佛西的《上海滩的春天》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突破“左”倾教条主义框框，描写活生生的“人”的要求。

“第四种剧本”的名称来自黎弘（剧作家刘川）发表在1957年6月11日《南京日报》的《第四种剧本——评〈布谷鸟又叫了〉》：“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话剧舞台上只有工、农、兵三种剧本。工人剧本：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农民剧本：入社和不入社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和敌人的军事斗争。这话说得虽有些刻薄，却也道出了公式概念统治舞台时期的一定情况。……到底我们能不能写出不属于上面三个框子的第四种剧本呢？剧作者们的回答是完全肯定的。早些时候，我们看到了别出心裁的‘同甘共苦’；现在，我们又看到‘布谷鸟又叫了’……它是当之无愧的‘第四种剧本’。”

“第四种剧本”不同于当时常见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剧本在于：它们一定程度地暴露出“人民内部矛盾”，而这些矛盾相较于阶级斗争更贴近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也更尖锐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真实的矛盾形态。可以看到，《同甘共苦》通过某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孟莳荆与前后两任妻子的情感纠葛，反映出生活中处于变化状态的人的情感与风貌。在这样的戏剧框架中，日常状态的个体情感被突出。孟莳荆当年因伤住院，爱上了护士华云，与农村妻子刘芳纹离婚，而当八年之后的刘芳纹以一个健康能干的农村干部形象重新出现时，又激起他心灵的波澜。虽然剧作对情感变动的波纹还缺乏精细的描画，但毕竟反映出当时常为文艺作品所回避的私人情感的真实变化与起伏。遗憾的是，作品同样难以完全摆脱时代的局限，老首长夫妇以教育者的身份出现，轻易化解了矛盾冲突，且将这场婚姻危机的根源主要归咎于“听信谗言”的华云，而替“忙于革命工作”的孟莳荆开脱了责任，从而中止了对人的情感状态进行更深入揭示的可能。

《洞箫横吹》有电影、话剧两个版本，作者都是海默。该剧真实地触及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干部队伍的不正之风。复员军人刘杰回到家乡与渴望办社的贫农创办起所谓“黑社”，而县委书记安振邦出于个人野心，生怕刘杰办的“黑社”拖了县里的后腿，对他的工作百般阻拦。刘杰承受住打击，克服了种种困难，直至给毛主席写信，终于使副省长了解到村里的问题，“黑社”得到了承认。剧作敢于暴露农村工作中弄虚作假、欺世盗名、压制民主、脱离群众等不良作风，但解决的方式却是通过“降神机”即中央派来干部解决问题，从而中止了矛盾继续深入发展的可能性，也回避了对矛盾根源进行更深入地探讨。洞箫在本剧中作为抒情的手段使用，它既可当箫又可当笛，忧郁的时候竖着吹，高兴的时候横着吹，这强化了对主人公刘杰情感状态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