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世纪20年代，鲜卑六镇反，北朝世局自此动**。六镇反叛之意义，具有胡、汉种族问题及汉化、反汉化问题的内涵，陈寅恪先生言之已审，不赘。反叛过程中，尔朱荣、元天穆集团首先取得了朝政专制权，30年代以后则为高欢集团继起。他虽然起用北魏原有的汉人官员，或置之宰辅大臣，但也常因他们轻视文化较低的胡人及主张排胡用汉，故常杀之而不悔，高德政、杜弼即为显例。[62]

叛乱集团既敢叛乱，当然不会将政治或法律上的惩罚放在心中。他们无法无天之余，似乎仅对历史记载颇为不放心而已，殆即孝文提倡“以史制君”，于此时由隐而显，自汉及胡，渐见效果。

最初，他们对北魏史官捶殴凌辱，如元天穆欲捶挞“大才士”修注官温子升，魏收则被高欢嫌疑捶楚，[63]此殆为对国史及史官之敌视也。然而注修、修史二权，俱在汉人史官之手，凌辱捶挞，不能阻其书事记言。于是山伟、綦儁等代北胡，遂主张“国书正应代人修缉，不宜委之余人”，由是将修史权由汉人手中没收过来。高欢以山伟为卫大将军、中书令、监起居注，寻又命其以本官复领著作。山伟与綦儁主持大籍，起用粗涉文史之代人如刘仁之、宇文忠之等，实际进行撰述工作，此诚种族、文化之相互歧视意识，以及害怕“以史制君”的恐惧意识，三者之间混淆交炽的反应也。其结果造成《魏书》所云：

二十许载，时事**然，万不记一。后人执笔，无所凭据。史之遗阙，伟之由也。[64]

这种情势，在高氏专政局面稍定后，始有改变。此改变最先之原因，当为亲附高氏的汉人，在成为心腹，取得信任后，颇以史学以及其功用论启示高氏父子。兹以魏收事情为例。司马子如乃高欢权宠之一，魏收因其推荐及美言，始渐为高欢所优礼。收投靠高欢，据李百药《北齐书》本传云：

收本以文才，必望颍（颖）脱见知。位既不遂，求修国史。崔暹为言於文襄（欢子高澄）曰：“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文襄启收兼散骑常侍、修国史。

子如及崔暹乃高氏父子宠臣，他们推荐魏收当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之间，高欢未死之前也（死于547年），此时仍为东、西魏对峙之局，魏祚名义上犹未亡，高氏即以其父子在魏“功业”为念矣。然而魏收《魏书·序传》自述云（《北齐书》本传略同）：

（高欢谓司马子如曰）：“魏收为史官，书吾善恶。闻北伐时，诸贵常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子如）颇曾饷不！？”因共大笑，仍谓收曰：“卿勿见（陈）元康等在吾目下趋走，谓吾以为勤劳。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

《序传》又云：

初，帝（高洋）令群臣各言志。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故帝使收专其任。……帝敕收曰：“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帝诛史官！”

按：高洋时已篡东魏，故于551年诏收专在史阁修魏史也。由此三段谈话，可知司马子如、崔暹、陈元康（元康曾于534年修起居注）等高氏权宠，正是启导高氏父子历史意识者。及至高洋篡位，魏收此时已成为高齐心腹文人，故也成为启导高洋者之一。

高氏父子历史意识之增强，是改变胡人控制修史局面的主因。事关他们的“霸王功业”及“后世身名”，自不愿山伟等遗阙**然之局面持续下去，因而将修史权及修注权，交还托附汉人之手也。

改变局面的原因，除上述历史意识增强外，似尚与南朝天子修史的启示有关。前期桓玄修注，早已腾笑北朝，后期梁元帝修史，亦见笑于北方。梁亡之时，正是高洋在帝位时代，梁简文帝纲之子萧大圜北走，后为北周滕王逌友。史载其某次对话云：

逌尝问大圜曰：“吾闻湘东王（梁元帝）作梁史，有之乎？余传乃可抑扬，帝纪奚若？隐则非实，记则攘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