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别子为祖：子与经之出于史而变于史

前引章学诚之言，谓“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文字之道……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也。……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此说之所谓古者若指孔子以前，则未有“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也”者，诚是；若谓“夫子未尝著述”，则待商榷，上章已论之。至于章氏又指出“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然则著述始专于战国，盖亦出于势之不得不然矣”之学术发展趋势，则大抵可信；只是若谓著述至战国而大盛，则更近真相。盖此种变化，与子学（含孔子）在春秋时之出现及发展有关。

按：上古无私学，学术与教育皆掌于王官；然自孔子以降，此格局乃出现变化。孔子感叹“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而其所处，正是天下无道，政在大夫，庶人兴议之时代。当孔子汲汲遑遑游说列国之时，其目的是欲将学自王官之学施于应用，以使天下恢复有道。及至其愿不果，乃退而以其所学——王官之学，即后之经学，以及己学——即以《论语》为代表之儒学——以教人，并对世道有所论议。此例既开，诸子继起，亦各以己学教人，于是官学下降民间，言辩纷起，私学大兴而庶人有议矣。

此学术之流动转型，刘向、刘歆父子于整理群书时，辨章其学术，考镜其源流，分诸子为十家，谓皆出于王官之学，复将六艺之学与儒家诸书分开，并将儒家列于十家之首。十家之中，直谓“道家者流，盖出於史官”，其理由为道家者流“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至于谓“儒家者流，盖出於司徒之官”，理由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经之中，留意於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为高”。此说见于《汉书·艺文志》，盖已为研究中国学术史者所宗。

刘氏父子皆是西汉大儒，之所以如此分类，盖因六艺为孔子所编次之书，是儒家之经，复又将传经之传亦附属之，而皆列为“六艺略”；至于《子思》《曾子》以下儒门诸子之书，因其不能同圣传经，以故皆列入“诸子略”之儒家类。是则如此分类，实与其在独尊儒术后之尊圣宗经观念有关。根据《周礼·地官司徒》与《礼记·王制》所载，司徒确为内政之官而兼掌教育，刘氏父子或因孔子退而以所学教人，而儒家子弟亦率多从事教育，甚至为帝王师，以故从职业判断，遂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不过，从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尤其从古史学发展史看，刘氏父子所论恐仍未全得真相。儒家既为诸子之首，兹先从儒家之学切入，以论此时期学术之变，以及史、子、经之关系。

按：刘氏父子所论之所以仍值斟酌者，厥因有二。

第一，姬周王官教国子以六艺，是指保氏所教之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是也；[1]至于孔子以所编之六艺教人，则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盖出于史官。前者之学，是国子切身实用之技艺学术，而后者之学则是学者持以待用赞治之古史学。

第二，“孔子所学”是王官之古史学，即后之经学；而“孔子之学”始为具有私议性质之儒学，《论语》即其代表。因此，儒家弟子传孔子之六艺，即是传义蕴王道之古史学；传孔子仁义礼智之说，则是传儒家之子学。前者偏重治国平天下，故为赞治之学，后世儒者所谓“外王”是也；后者偏向修身齐家，故为正本之学，后世儒者所谓“内圣”是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