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凿齿为4世纪东晋中期人，其史学表现亦在4世纪中期始显著。他出身襄阳乡豪之家，原非高门世族中人，但却深染清流名士风气，颇以谈名称著一时，连苻坚也知其名。其实，习凿齿的文史玄儒，水平亦颇佳，史谓其“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桓温即因此而延揽他入幕的。[49]桓温先后幕僚，人才皆极名士一时之选，《晋书》列传可考知，即有王珣、谢安、谢玄、王坦之、郄超、范汪（范宁父）、孙盛、袁瓌及其子方平（名史家袁山松祖及父，袁宏的从祖和从父）、袁宏、常璩、伏滔、罗含、顾恺之等。他们大都玄儒双修，而当时最知名的几位史家——孙盛、习凿齿、袁宏、常璩，皆在罗致之列。值得留意的是，上述四名史家皆先随桓温，后则疏远而反对之，与除郄超、伏滔之外的其他名僚，态度相同。他们身居世变，故常针砭时代风教；他们也厌恶桓温觊觎非望，故常从行政程序或文字言论制衡反对之。这两种趋势的结合，遂造成了这时期的史学特色；其中又以孙盛、凿齿、袁宏表现最突出，或许与他们曾置身桓温幕府，备受其礼敬倚重者有关。

欲论凿齿发挥于史学的正统观念，则必须先知其世。《晋书》本传谓“是时（桓）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这是他借史经世的缘起；及至临终所著《晋承汉统论》，乃是融聚此书之精义作系统发挥和补充者也。然而，桓温之事在魏晋至唐朝，并非个案孤立无相关之例，晋人在此以前，已对这类权臣专政、觊觎非望的事件加以检讨，凿齿之借史裁正桓温，实承此潮流而兴起者。从另一角度看，裁正桓温不必一定从史学入手，以政论清议为之，造成舆论形势固亦可也，而孙盛、凿齿和袁宏皆为谈论高手，他们不此之图，则显示尽管儒学衰退，然史学的功能价值仍受到正面的肯定也。东晋南朝，玄、史、文、儒四学有逐渐趋向兼修并融之势，但大体上时人常视经儒之学为落伍，学校系统寻建寻废，名实俱亡，转不及北朝的发展；于此经儒之学衰退之时，新兴的玄学祖尚虚无，文学则走向纯情写意，两者皆笼罩于个人主义和自然主义风气之下，多无留意于团体社会而寄意于经世的大情怀。是则经世致用的责任，终将大部分转移至史学。这种转移发展，将在下章讨论官修国史时再论之，这里只是说明习凿齿借史发挥的学术潮流背景，并指出其在此潮流中颇有承先启后的地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