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公孙臣与张苍之土、水之争后不久，景帝时又发生辕固生与黄生论汤武受命与否之争。黄生认为“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是齐诗大师，力争汤武得人心，诛虐乱之桀纣而立，认为“非受命为何”？由此推论至“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诸问题上。景帝同意黄生严上下之分的理论，认为君虽无道犹为君，臣虽圣贤犹为臣，故评议之云：“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19]此即孔、孟，尤其孟子的这方面学说，不但当时不为诸侯所采，抑且后世统治者亦厌恶之也。事实上，高帝之得天下，据他骂时时称引《诗》《书》前说于他的陆贾云：“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20]乃是**裸的“打天下”观念也，正不必辕固生代他粉饰。

辕固生之论汤武及秦皇，实际上是沿贾谊《治安策》之论而发展。贾谊只论殷、秦之废，认为国祚久暂基于人主之所积，一方面既承认君尊臣卑的理论，[21]一方面又代文帝设想，提供巩固政权的政策和制度，因而始得文帝的重视。再者，贾谊为文帝谈论鬼神，致令文帝夜半前席，耸然顾化。此与辕固生之纯执孔孟以论说显然不同，故其效果亦大异。贾谊非纯儒，实杂阴阳、老庄、方士之说，混图谶、占卜、鬼神之术者，其言阴阳鬼神，实有前述司马迁论邹衍具牛鼎之意。董仲舒对贾谊的道术似有心得，因而对着既好神仙方术、又不喜儒家朴学的汉武帝，[22]遂将之发挥得淋漓尽致。

仲舒是景帝时博士，治《公羊春秋》大师。他倡论阴阳灾异主要在武帝之时，尤以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的《天人三策》最为关键——是儒学或竟为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学术内容上，自此遂将经学扭曲为灾异学，且有神秘的宗教化倾向，谓之将儒家塑造成儒教（汉代儒学），似也非过分之辞。[23]在学术发展上，仲舒对论三策的立即结果，就是造成该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四年之后复设置五经博士，对此下学术思想的发展，固不待赘言。

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主要是借史学（春秋）入手，以发挥其阴阳灾异之说。第一策开始即谓：“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即史实），以观天人相与之际（当即孟子所谓天与之、人与之的应合说），甚可畏也！”以震慑武帝。此语的意义，实际上是确立了：第一，《春秋》是一部推究天人相与之际的书。第二，《春秋》所载负的史实包含了天人关系的道理。第三，研读《春秋》即可以了解天人的关系，不必仅由天文星历、阴阳消息之观察而始得入手。就方法论，他是跨越孟、邹、贾三子，而下开此下诸汉儒者。就性质论，他不啻已将经典定性为神秘的预言和占卜之书。故第三策又云：“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24]

他在第一策畅谈政权天授，天因民之反应而发出符应灾异，天道之大者在阴阳，而王者须承天意以从事，乃至人性论、更化论诸说。实为调和孟、荀，融合邹子的综合思想。第二策因上策而来，高论受命改制之余，而将问题切实落到改革礼乐、教育、吏治诸项目上。第三策因前二策而再发挥，延伸至宇宙论，论及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绝对真理诸观念矣。

单就《天人三策》，未必即见仲舒的天意史观、历史哲学的全部体系，欲睹其详，需兼从其大著《春秋繁露》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