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自己为老师所累，最出名的是唐朝巨贪元载这个门主了。元载曾因与权臣李辅国的妻子出自同族，得到举荐。后来唐代宗临朝，元载又得到提拔，擢升为同平章事，相当于副宰相一职，于是他举荐杨炎任其门下侍郎平章事，把他收为自己的学生，这时的杨炎可以说在与元载有关系的门生中算是比较亲近的了。可是好景不长，元载因贪污重罪倒台，杨炎也受到牵连，被贬为道州司马，再不复当年风光。

措施五：上级官吏要看好自己的下属，下级收受贿赂，上级也要受到惩罚。

下级官吏犯罪，往往牵连上级官吏同罪。唐肃宗时，上元元年正月曾下旨：“县令手下的丞、簿等收受贿赂，县令也受到惩罚，其罪为管教不严，相互连坐。”如此问责，是防止官员之间包庇袒护而制定的。因下级贪污枉法连累上级的案例有许许多多，据《册府元龟》记载：穆宗时，杨虞卿做吏部侍郎，他的手下收受贿赂三十万，虞卿把其手下送狱，虞卿受到连坐而被免官。唐玄宗时，汴州刺史齐瀚因手下判官收受贿赂，齐瀚连坐，遂废官回到乡下种田。唐代下级官吏收受贿赂遭贬官，长官要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情节的不同，一般处以除名、免官、贬官等处分。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崩，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被任命为山陵使。六月时，山陵毕，恰好有人告发令狐楚的亲吏收受贿赂一事，由此，令狐楚被贬为宣歙观察使，待他到奉山陵时，又因为亲吏行贿一事再次被人状告，他的亲吏下狱服罪，全部被杀，令狐楚再贬衡州刺史，真是被下属给连累惨了。

元和八年（813年），京兆尹窦易直命令下属官吏韦正晤审讯万年尉韩晤收受贿赂一案，审得的最终结果是得赃三十万。可是唐宪宗觉得他不可能只贪污了这么少，继续追查，发现赃款有三百万。唐宪宗认为窦易直和韦正晤包庇韩晤，怀疑他们可能也收受了贿赂，对他们有所不满，将二人贬职。

不管是什么朝代、什么时期，立法者对犯罪的预防和惩治都是不能忽视的。除了在官员层面外，在百姓层面和法律层面的考虑也需要周到完备。比如，冤假错案。冤假错案不仅伤了被冤枉者及其家人的心，也无端放走了真正的罪犯，更对社会的安定埋下了隐患。所以说，对冤假错案的追查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一点上，比起之前的王朝来，唐朝法律实行错案追责制度，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当然，这并不是说唐朝之前的王朝对冤假错案听之任之，其实他们也对这些冤假错案不能容忍，但奈何追责难度太大，很多时候官员如何判案，哪些官员参与都是一笔糊涂账。但到了唐朝时期就不一样了，只要面临死刑等重大判决，就会实行复奏原则。

到底有多谨慎呢？唐朝时地方政府判死刑，需要经过三次复核，而在京城判死刑需要经过五次复核。如果官员十分草率地判人死罪，在之前可能就是批评几句，不会把判决的官员革职或处罚，而在唐朝时这种行为就是严重违法。

判决不能再草率了，也不能再任性了，经过集体商议之后，参与讨论的官员需要签字入档案，这些档案会被存放在甲库。白纸黑字写着，谁都逃脱不了责任。可以说，正是因为唐朝时冤假错案的减少，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民心。

唐朝法律分为律、令、格、式四种。律是刑法典，令是指制度规定，格是对律法和令法的补充修改，其中也有禁令的汇编，式则是各项行政法规。

《唐律》并不是唐朝开国皇帝一开始就制定好了的，而是传承了隋朝的法律，经过《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三朝修正而来，在唐太宗时才宣告完成。为了维护统治，唐朝律法将谋反、谋叛等反对朝廷的行为定作不得赦免或赎免的“十恶”大罪，也有一系列保护相关土地私有权的条例，维护了经济基础。由于阶级性质，贵族、富人、官僚受到了一定的不平等的法律保护，在与庶民触犯同样的法律下可减刑或免刑。

2．唐朝时的武器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