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之乱

刘秀统一中国，建立了东汉政权以后，吸取了王莽篡位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皇权。可是，东汉的皇帝只有早期的几位能够政从己出，其余的皇帝大多因宫廷生活的奢靡等原因而成了短命之人。继位的皇帝年纪都很幼小，因此政权便落在母后及其父兄（即外戚）手里。等到皇帝长大以后，想要收回政权，只有和自己身边的宦官商量，于是皇帝在宦官的协助下，推倒了外戚。宦官因为推倒外戚有功，并且又能包围和愚弄皇帝，所以实权便落在宦官手里，不久，这个皇帝又短命死了。于是再来一次外戚专权以至宦官擅势的过程。东汉中后期一百余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外戚和宦官争夺统治权的历史。在外戚和宦官的斗争中，宦官越来越占上风。

宦官势力的膨胀，逐渐形成了“群辈相党”的政治集团。在政治上，他们把持朝政，“权势专归宦官”，“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子弟支附，过半于州郡……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范晔《后汉书·宦者列传》）

当时地方官吏贪污成风，“官非其人，政以贿成”。各种类型的地主包括贵族、世家大族、地方豪强、富商等，无不广占田地，役使农民，敲诈勒索，奢侈逾制。因而，广大人民生活极度贫苦，终于在公元184年爆发了以张角弟兄为首的黄巾大起义。

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便动员所有的地主武装对农民起义进行镇压，并于公元188年，接受太常刘焉的建议，改刺史为州牧，并给予州牧领兵治民的权力。这些州牧有了领兵权之后，便乘乱纷纷扩张自己的武装力量，形成一个个割据一方的土皇帝，中央政府对其难以控制，东汉政府想借改制而加强统治的梦想破灭了，地方割据势力得以发展，为以后的军阀混战埋下了祸根。

当农民起义来临时，这种矛盾相对缓和，一旦外来压力解除，这种矛盾便再度激化。

公元189年汉灵帝死，长子刘辩继立为帝，其生母何太后临朝听政。于是外戚同宦官的斗争又重新激烈起来，太后兄大将军何进为了一举杀尽宦官，彻底消灭自己的对手，将世代官僚地主出身，并有一定声望、一定势力的袁绍、袁术兄弟拉到自己一边，并且接受袁绍的建议，召并州牧董卓带兵入京。董卓还没有赶到，何进已为宦官所诱杀，官僚世族袁绍等又大杀宦官。

宦官们被彻底清除以后，长期以来交替执政的外戚和宦官集团的斗争结束了。宦官、外戚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官僚地主武装集团却纷纷粉墨登场，从此，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开始了。此时，东汉政权已是名存实亡了。

当袁绍大杀宦官的时候，董卓接到何进的密召后率军来到了京都洛阳。董卓（？—192年），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性情豪放而又残忍，喜与人结交，由于他居住的地方接近西北少数民族，他便同这些少数民族的贵族势力交往，培植自己的力量，在陇西颇有名望。东汉末年因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屡立战功，连晋官职，做到并州刺史、河东太守。后来，镇压黄巾起义，并击退韩遂、马腾对京都地区的进攻，这使他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和地位，并借此而使他的军事力量日益壮大。董卓的军队由汉族和少数民族组成，能征善战，凶暴残忍，董卓以此作资本，时刻准备争夺天下。正值他野心勃勃之时，恰逢何进召他进京。这对于董卓来说，无异于久旱逢甘霖，他接到何进的密召后，立刻便率领3000人马，直奔洛阳，这为他独霸天下创造了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