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幼儿园还很少，我三四岁时，上了永光寺幼儿园，这是北平南城相当不错的幼儿园。在幼儿园中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件事，一是吴佩孚大帅（北平人简称为『吴大帅』）有个孙辈的小孩与我同班；另一件事是分发美国援华食品及衣物。

少年旧事忆城南

也许人老了都爱忆旧，我也不例外。一个夜晚与我太太在街上散步，看到灯光相映的店铺和熙来攘往的人群，不禁想起小时候在大栅栏、观音寺购物和游玩的情景。现在我居住在东三环外城乡结合部，其热闹繁华程度足以与20世纪40年代北平购物中心相比，可见北京变化之大。从少及壮，我都住在北京城南，对城南有着一份特殊情感。

所谓“北京城南”，从地理上说是指“前三门”以南，可是从文化上说，多指宣武门之南，也即通常说的宣南，因为清代以来，这里多居住汉族的文人士大夫，遗传到民初仍未有多大改变。林海音先生的《城南旧事》所写的“城南”也是指椿树胡同、西草厂一带。我小时候的居所比林先生所写的还靠北一些，地名叫西西河沿。所谓“河沿”是指“前三门”南面的护城河（现在的一号地铁线），本来前门以西的河沿都叫西河沿，民初开通了和平门，打通了南新华街，那么南新华街以西的“西河沿”就叫“西西河沿”了。

西西河沿旧事

1942年我生在和平门大街以西的西西河沿160号，那是我们租的一个小四合院，北屋三间半，南屋三间，半间门道，东西屋各两间，有个十四五平米的院子，这是北京典型的微型四合院。

1．后街的日本人

我生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而且后街（也称后河沿）住的都是日本人，但不是占领军，而是一些小商人、小职员之类。后河沿的房子显然比西河沿的差，一律极小的院子，大约五六间房，低矮潮湿。有些人是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在这里住了，多是朝出晚归，很少与中国人来往。唯有双方的孩子有点交往，但多是打架。中国小孩多，往往占上风，但日本孩子吃了亏好像很少向家长哭诉，也不见日本大人拉着他们孩子来找中国家长的；偶尔中国小孩被日本小孩打了，中国家长也不敢找日本家长说理，这使得中国人很愤懑。

虽然日本投降时我才三岁，但对日本占领还是留下些恐怖印象的。自生下来就有一种怪病，年年（主要是1943—1945）一到夏秋之际就泻肚，这是“虎列拉”（霍乱）的典型症状。而日本鬼子是“谈‘虎’色变”，搞了一个“活埋‘虎列拉’”的政策，这使父母一直惴惴不安，唯恐大祸临头，害怕我的病被日本人知道了，为此不敢让我出门，好容易等到日本投降了，病也好了。日本统治的后几年里，太平洋战争越打越糟，许多物质被日本人征用，北平缺吃少喝，山西老家寄来点儿大枣、葡萄，一进北平火车站（站在前门），日本人就打“六六六”消毒，喷得全白了，弄得谁也不敢吃了，只好扔掉。另一件震动北平的大事是“逮麻子”，有位中国“地工”人员暗杀了日本一个军政大员，传说这个“地工”是个“麻子”，于是北平的“麻子”倒霉了，都不敢上街，弄得人人自危，恐怖阴云笼罩全城。

西西河沿一带居民最反感的是后街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上面说过后街日本人住的院子极狭小，日本男人特别爱洗身子，不论冬夏他们脱得赤条条的，只用一根布条子兜裆，在街上大洗特洗，这让中国人很不习惯，甚至是痛心疾首。街坊聚在一起就爱骂日本人“洗澡”这件事。“日本人真不是个东西，光天化日，竟敢赤身露体！”“谁家没有大姑娘小媳妇，真是禽兽！”所以中国人很少走后街，即使从街口过，也是目不斜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