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

1958年，杨沫的半自传小说《青春之歌》一经出版，迅速成为当年最畅销的作品之一。林道静、卢嘉川、林红、江华……这些青年布尔什维克牢牢抓住了读者的心，尤其在青年群体中激起巨大反响。第二年，《青春之歌》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影片公映，再次引发轰动。“林道静的道路”，成为那个时代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觉醒和斗争经历的缩影。

杨沫坦言：“林道静革命前的生活经历基本上是我的经历，她革命后的经历，是概括了许多革命者的共同经历。”[1]杨沫原名杨成业，出生于北京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她认识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冀中抗日游击战争，做妇女工作和宣传工作。这些人生经历成为她日后创作的丰富源泉。

1950年，36岁的杨沫频繁因病休养。在病痛与孤寂中，那些牺牲的战友经常浮现在她的脑海中，杨沫反思自己的成长道路，决定“把我的经历、生活、斗争组织成一篇东西”，把这些可歌可泣的烈士形象再现出来。1951年9月25日，她开始着手草拟写作提纲，最初定名为《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由于身体健康状况不好，杨沫每天只能写四五个小时，她边写作边治病，甚至一度支撑不下去，但想到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战友和百姓，她又有了坚持写作的勇气。

《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新1版

1955年初，小说尚未完成。但是中青社萧也牧和张羽消息很灵通，听说杨沫正在创作一部青年题材的长篇小说，便要来了上半部书稿。因稿件过于凌乱，编辑室还请人重抄了一遍。到4月底，杨沫写完全书，共35万字。出版社又帮助她重新誊写一遍，经杨沫校对过再次把稿子交到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社对这部小说很感兴趣，但看完后，又拿不定主意，提出还需要请一位名家外审，若是肯定的意见，就马上出版。由妹妹白杨介绍，杨沫找到中国文联党组书记、秘书长阳翰笙，请他审看这篇稿子。但阳翰笙实在事务繁忙，拖了几个月，仍无暇看稿。倒是中青社编辑张羽先给出了初审意见，他先是充分肯定小说有艺术感染力，同时更多谈到了修改意见：“这部小说如能大大压缩、改写，或删削掉一些描写知识分子不健康思想情感的地方，就会大有改进；如再能把前边所述那些薄弱的地方适当增强，是可以达到出版水平的。”

与此同时，分身乏术的阳翰笙抱着歉意，推荐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欧阳凡海审读书稿。欧阳凡海早年留学日本，1937年到延安，曾任鲁艺文学研究室主任。1956年1月26日，欧阳凡海把审读完的书稿送回出版社，并附上六七千字的审读意见。意见共33条，前3条肯定了书稿语言简练、人物生动、“结构活泼而紧张”，余下的30条都是谈小说的不足。他提出书稿“最大的第一个缺点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作为书中最重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而对于林道静却缺乏足够的批判和分析”。

1956年2月4日，张羽将审读意见和书稿送还杨沫修改，并对杨沫说：“稿子很好，我们都很喜欢，希望你在意见的基础上，好好改吧。我们觉得欧阳的意见很好，你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改，由你自己决定，你改好了，我们就出。”此时，杨沫在萧也牧的建议下，将书名改为《青春之歌》。

开始，杨沫很尊重欧阳凡海和中青社的意见，在日记中她写道：“我决心改好它。凡海同志的许多意见是极宝贵的。但目前我没有力量，我想多酝酿一下，准备好再执笔。”但是杨沫也对一些意见持保留态度，再加上当时疾病缠身，这种程度的修改无力完成。她给中青社打电话，想看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但是中青社当时由于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受批判，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心有余悸，坚持要杨沫按欧阳凡海意见修改。杨沫只好把书稿放进抽屉，束之高阁。

两个月后，转机来了。4月26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2]“双百”方针的明确提出，让文艺出版空间变得宽松起来。

杨沫看到一线希望，又将书稿送给老战友秦兆阳审读。5月17日，杨沫在日记里写道：“秦兆阳已看过了我的小说。他说好，无甚大毛病。他打算替我拿给出版社。大概已经拿去了。我也没问他给哪个出版社。”秦兆阳当时是《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他将小说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当年的“副牌”——作家出版社。5月底，作家出版社编辑任大心打电话给杨沫，说经过认真审读，认为这是一部很有分量的作品，只要修改一两处就可出版。为表示诚意，作家出版社还预支了1000元稿费。杨沫心中的一块大石终于落了地。她根据欧阳凡海的意见，写出一个修改方案，经作家出版社同意后，开始着手对书稿进行修改，并于6月20日完成了最终稿。

交稿后，杨沫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先是负责书稿的责任编辑任大心被调去搞审干工作，后来出版社又说因为纸张紧缺，要延期出版。1957年2月，杨沫从作家出版社要回书稿，再次做了修改。6月间，当杨沫交还书稿向任大心询问进展情况时，任大心回复说：“现在已有四部长篇要付排，你这部挤一挤，也许能挤得下。”言外之意是也有可能挤不下。杨沫一气之下，提笔给作家社总编辑王任叔（作家巴人）写了一封信，发泄心中不满情绪，讲明出书也应该先来后到，要守信用。这封信产生了效果，当杨沫再次打电话询问进展时，出版社表示年内肯定出书。

几经坎坷，1958年1月，《青春之歌》终于面世了。1月3日起，《北京日报》开始连载《青春之歌》，广播电台也进行连播。小说大受欢迎，出版社马上加印5万册。到6月间，小说已经印行39万册，至次年上半年，发行达到130多万册。《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读书月报》及中宣部主办的《宣传动态》等都有介绍和评论《青春之歌》的文章。短短时间，杨沫从一名普通编剧一跃成为广受关注的知名作家。

《青春之歌》还被译为英语、德语、俄语、朝鲜语、泰语、西班牙语、阿尔巴尼亚语等20多种语言文字。其中，日文版《青春之歌》是首个外文译本，到1965年发行近20万册，创造了外国文学作品在日本的出版发行纪录。印尼和越南共产党中央还把《青春之歌》作为党员的学习读物。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概括：“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作为“十七年文学”革命文艺叙事中唯一的知识分子题材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通过讲述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战士的转变过程，映射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它的成功出版，更加诠释了文艺创作与时代之需的紧密程度。

[1] 杨沫：《什么力量鼓舞我写〈青春之歌〉》，《中国青年报》1958年5月3日。

[2]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