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民办学校师资力量全部来源于借用、聘用，不但队伍不稳定，而且这些师资力量把自己看作是“临时工”。稍有风吹草动拔腿就走，给民办学校的教学秩序带来极大混乱。

也有相当多的民办学校，在工资福利待遇方面对聘用的老师缺乏吸引力，或者根本无法保证起码待遇。常见的情形是：通过聘用几位名师，许以重酬，以此来吸引生源，后来由于未能兑现原来的承诺而导致名师出走、学生纷纷转校，家长向学校索回赞助款，学校迅速关门大吉。

民办大学的旁听生难以享受同等待遇

旁听生是择校生中的一种，可是他们往往在旁听的同时遭到老师的轻视和学校的歧视。在这种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的今天，家长尽量不要让孩子成为“旁听生”。

以广州为例，目前在广州市各高校中几乎都有旁听生存在，一个班级最多两三人。他们大多是因为高考发挥失误或其他原因无法上大学，以旁听的身份继续上学读书的。他们所交的择校费是普通本科生的几倍，通常被称为“赞助费”，每年至少2万元。他们大多学习努力，可是由于“旁听生”的身份，毕业时最多只能拿到“结业证书”。

位于广州市仑头路附近一所高校的一位旁听生诉苦说，2001年他大专毕业，以2分之差没有通过专升本考试，所以来到现在这所高校旁听大三，准备2003年参加考试。可是进入高校旁听以后才觉得，自己的压力远远超出原先的想象。

在许多高校，旁听生是“三无人员”——无学生证、借书证、医疗证。为了管理方便，有时他们还被要求胸前挂个“旁听生”的牌子，在被打入另册的同时，真有一种被歧视的感觉。由于身份的限制，旁听生没有参加社会实践的权力，因而不被老师重视。他们可以随到随走，只能在校外住宿。

除此以外，他们往往被环境“忽略不计”。

例如，有一位旁听生因为以前大二时取得了相同科目的学分，所以开学没多久就去办公室申请免修。可是接待老师一听是旁听生脸色立即就变了，白了一下眼说：“旁听生什么都无所谓啦，不用办了……”老师的这种轻视表情，令旁听生自尊心大为受伤！

一名外语类高校的旁听生说，学期开学后不久就是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报名时间，自己像班里其他同学一样报名交了钱，后来钱却被退了回来。老师的解释是，学校要争取通过率，你们基础不好就不要报了。

民办学校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法律地位

民办学校的法律地位，涉及到它的前途和归宿。这个问题得不到法律保障，民办学校的发展壮大就危机四伏。

84岁高龄的贾维茵，是北京市第一所民办中学——北京私立正则中学的投资者和创始人，一位奉行“教育救国”的热忱老人。可是，在民办中学发展壮大后他反而被迫出局，完全失去对学校事务的管理权。

贾维茵1936年毕业于南开中学——旧中国最著名的私营中学之一。受南开中学创办人张伯苓先生的影响，贾维茵一直有教育报国的人生理想。

1984年，贾维茵对一位清华大学教授的儿子只想做小买卖赚钱的举动感到痛心不已。就在那一年，贾维茵用爱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的名字为校名，创办了正则文化补习学校。

1992年，贾维茵出资20万元把学校改为北京市第一所私立中学正则中学。发展到1998年末，正则中学校产已有300多万元，拥有计算机房、语音室、汽车、印刷设备等，不仅没有外债，而且还积累现金80多万元。

1997年7月1日，国务院《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颁布后，区教委根据市教委下达的贯彻《条例》实施细则，在建立董事会、校长年龄不得超过70岁等问题上与贾维茵发生分歧。发展到后来，1998年8月25日，区教委作出《关于临时接管私立正则中学的决定》。

不甘心的贾维茵后来把区教委告上法庭，但是最终败诉。

马太效应令民办学校面对退费进退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