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琪急忙扶起老爷子，说：“大爷，大娘，你家有财是我们学院一个干部，学院有三千多学生，五、六百老师、干部。我原先并不认识，无冤无仇，不是出了事我真不知道学院里有这个人。现在他犯了法，共产党要处罚他，这是法律上的事情。我只管学院的事情。法律上的事情我管不了，所以求我是没用的。

说句实话，学校从没亏待他，在他读书时就培养他入团入党，大学毕业之后留校当干部。只要他勤勤恳恳为师生服务，党和人民是不会亏待他的。可是他因为贪恋金钱和女色，让自己掉进了罪犯的泥沼里，完全辜负了党和人民、二老的期望，这是罪有应得。不过呢，大爷、大娘，你们二老也不用绝望，只要张有财好好改造，还是可以重新做人的。至于传宗接代嘛，你们不要失望，他已经和一个女人结了婚，还生了一个孩子……”

无论兆琪如何耐心和蔼地劝说，两位老人依旧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高抬贵手”，边哭边磕头作揖，整整纠缠了一个下午。

兆琪实在无法了，让秘书找来七、八个青年工作人员连架带哄弄到学院招待所去吃饭、住宿。

兆琪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老张，一言不发走了。一连几天她都不敢进自己办公室，带着党委的人到各系参加整风会。一周之后招待所所长告诉她，老俩口见不着她，哭哭啼啼走了。她这才敢回自己办公室。

从七月初开始，由北京开始组织党团员和工农群众反击前一段时间给党提意见的那些人，起初批判他们鸣放的是毒草，不是香花；后来升格了是大毒草，最终上纲上线成了反党*主义的大毒草，而提意见的人则被扣上“右派”和“反动”的帽子。到后来一律成了“右派分子”以区别于“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坏分子”等“四类分子”，这四类人是敌我矛盾，受管制的“分子”。

事情越来越激烈，不知从何时起这些“反党*主义右派分子”被弄上台上批判斗争了。运动轰轰烈烈，一夜之间也不知怎么冒出来那么多反党*主义的右派，几乎每个单位都有一些人是“反党*主义”，这和国庆节游行时大家都在喊“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好！”，形成多大反差。

在长胜读书的中学里几乎有一半老师都被“反党*主义”了。可是并没影响他们由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三天考下来长胜没有半点压力。无论兆琪还是泽元问他，他只说：“没有不会答的题，都做完了。”

泽元批评他：“么儿，你过于自信了。上了高中，决不允许你这样自信。”

长胜感到委屈：“爸，我真的都会答的。不信，看成绩好了。”

林岚说：“叔，你就别委屈长胜了，明天我去考试办把长胜的卷子调出来看看。”

此时考卷已经批完。林岚以副市长身份把晏长胜的卷子调了出来。一看卷子头上的分数，她吓了一跳：政治，九十九；语文，九十九点五；数学，一百分；物理，一百分；化学，一百分；历史，一百分；地理，一百分。

“哇，几乎全是满分！”她叫起来了。

她马上打电话给泽元：“叔，长胜七科有五科一百分，其余两科都在九十九分以上。”

“真的？你没看错？”泽元不相信。

“叔，我面前放的是长胜的七张卷子，怎么会错呢。”

泽元马上说：“岚儿，你冷静冷静，千万千万别告诉么儿，不然他尾巴要翘上天了。”

“是。”

林岚一直没有把成绩告诉长胜。

发榜那天晚上，泽元在饭桌上问道：“么儿，考上哪所高中？”

长胜很不高兴答道：“师院附中，八月卅一日报到。”

“听口气，你怎么不高兴呢？师院附中可是全市最好的高中，升学率最高。”林岚说道。

“孃孃，师院附中就在妈妈眼皮底下，叫同学们知道了，还说我是走后门进去的呢。”

兆琪点点头说：“我也想过，么儿经常去师院图书馆看书，老师学生几乎都认识他。附中就在师院里面，见他去读附中，能没有想法？什么文书记儿子进附中，肯定沾了父母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