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胜微微一笑，平静地回答道：“你听到的全是不实之辞。不错我父亲是一九五○年来担任辽远市长、第一书记的，在十年浩劫时被坏人*致死。他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工作，从没有离开过他的战斗岗位。我母亲罗兆琪也是同年调任辽远师范学院书记兼院长。五七年反右被停职审查，六二年甄别后宣布无任何错误恢复工作，调任嘉木市师范学院任书记兼院长，后来又担任嘉木市革委会主任、市委书记兼院长。因为反对*的倒行逆施，她上书*请求改正*的错误，被‘*’秘密逮捕，并准备秘*死。幸亏‘*’倒台才获救出狱。治愈全身伤痛和一双断腿之后她毅然受命出任辽远市委书记，后来担任了省纪委书记。三年前她年满七十五岁，才离休。而我本人是一九六六年的北大研究生毕业，六八年分来理工大学任老师，后来被下放三线一家中央直属钢厂劳动。后来担任总厂的教育处处长，总厂厂长。钢厂是中央直属的大幸企业，职工有四万多，厂长由省委、省政府任命，属副省级干部，相当于市级干部。在钢厂劳动期间我没放弃科研，并且出版了著作，被省里选为科技代表，出席过全国科学大会。回校后我是物理系的老师，因为我所著的书是我国第一部涉及低温物理的科技著作，经国务院批准在学校成立了低温超导实验室，由我任实验室主任。因为是博士点，我就成了教授、博导。后来物理系主任李志辰教授退休，我继任系主任，后来担任副校长。当我母亲任纪委书记时坚决反对我出任政治职务。在八五年省委决定调我担省科委主任，因为我提出要让学校博士点继续办下去，拒绝了这个调令。两年后罗蜀玉、林广利两位教授担任博导之后我才被调往辽远市工作的。此时离我母亲退休已经快三年了。由此大家可以看出来，我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工作中的成绩，与父母在不在领导职位上毫无关系。从我研究生毕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不算短吧。怎么能说是坐火箭上来呢。”

王忠卫似乎不算完，继续问道：“据人们反映，罗蜀玉之所以成为你的博士生，因为她是你的表妹，这里是不是存在营私舞弊？”

长胜手一挥，大声反驳道：“这纯是胡说！首先，博士点招生那年我正在筹备实验室，根本没有时间顾及招生工作。为了不影响招生，我只好拜托系主任李志辰教授全权处理。从出题，到考试、复试都是李教授经办的，甚至面试也是李教授办的，直到录取发榜、报到，我这才知道招收的博士生是罗蜀玉、林广利。直到报到后我才知道罗蜀玉是我表妹，我唯一的舅舅的女儿。开始我不相信有这么个表妹。舅舅罗鹤鸣，现在是成都市工商管理局局长。当年我们从重庆来辽远，十几年没见面。七十年代我在江佑钢厂下放时曾去过成都见过舅舅，当时他已经四十多岁，未婚，是区工商管理科科长，不久就赴西昌的五·七干校劳动了。罗蜀玉告诉我，舅舅四十八岁那年才与舅妈结婚。舅妈也是四十八岁，俩人没有生育。舅妈是师院毕业，五七年定为右派，六○年发配到西昌山区小学教书。与她同来的还有一个大学毕业生，也是右派，年龄相当，也在小学教书。那年冬天俩人相恋并且同居，一年后生下一个小女孩，取名蜀玉。*丈夫被红卫兵批斗，活活打死。后来我舅舅上五·七干校，住在她小学中与其结婚。舅舅与舅妈结婚后，将其取名罗蜀玉，也就是现在我的表妹。这个表妹，在此之前，我根本不认识，也不知道，何从谈起徇私舞弊呢。这一切，大家可以去取证调查。”

王忠卫听罢说道：“对不起，市长同志这全是误会，请谅解。”

“没什么，讲清楚了，大家会明白的。”长胜说道。

这时候一个留短发，穿一身牛仔装的女同学说道：“我是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二年级学生，叫张西慧。市长同志，我们得到确切消息，自从你担任市长之后决定把十几家市属工厂搬出市区，腾出地方卖给外国人盖酒店、办公楼，这完全是旧社会的割地卖地！”

长胜微微一笑，语气平和地说道：“张同学，你们把问题弄错了。这些工厂搬出市区，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工厂污染严重，产生噪音，影响市民生活和休息；或者气味难闻，影响市民身体健康，例如染料厂、化学油脂厂、橡胶厂、塑料一厂、二厂、三厂……都属于这种类型；还有的是工厂生产成本过高，严重亏损。这类工厂设备陈旧，成本过高，产品滞销造成亏本。通过搬迁腾出市内地皮，换得资金，引进新技术、新设备，降低生产成本，搞活经济，开拓市场，从此由亏转盈。例如仪表仪器厂、红旗机器制造厂、电瓷厂、自行车厂……它们迁出市区，引进外资或内资来修盖大酒店、办公楼写字楼或百货商场，发展了我市的第三产业。我们的地皮只是依照国际规则出租七十年或五十年，租期到了，可以续租，那得再交纳租金，否则收回地皮或地皮上的建筑，这是利用外资盘活我们的工厂企业，根本谈不上卖地割地，更不是洋奴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