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中国的元王朝都是一个另类，这是一个开放与封闭并存的王朝，一直按照它那无序的惯性往前运转。官方的语言为蒙古语，蒙古统治者信奉的是藏传佛教，统治者采用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共治的方式，汉文明只是作为枝叶而存在，失去了它的主干地位，统治者对中华文化中的浩瀚典籍提不起兴趣，它更像一个拼凑起来的王朝，没有主轴的在运转。

元王朝的统治是宽松的，帝国的军队全部驻扎在黄河以北，拱卫着漠北草原和元大都，而黄河以南都是依靠地方民团维持秩序，县治以下从来没有深入，全部是依靠自治，律令也是极其宽松。盗贼通常是被判以罚赎金或打板子了事，对于反叛者也是采取招安的方式，所以在元王朝除了科举外，“反叛”也似乎是进入仕途的一种途径。

这还不是元王朝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是它的财政政策。元王朝的税赋极其低廉，商业税似乎更是从来没有收过，但在元王朝御宇的近百年间，流民、灾荒、水患却是持续不断，所以开支一直很紧蹙。终元一朝，最让统治者头痛的就是理财问题，税收已经被文官把持住了，面对文官的不合作，帝国采取的是让色目人负责理财的方式，忽必烈时代两任理财大臣被暗杀和诬陷，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第三任理财大臣桑哥开动了印钞机，直接带来大元宝钞的贬值，失去了它与白银挂钩的准备，破产的财政和崩溃的经济直接将帝国带到悬崖边沿。

宰相脱脱无疑是出色的，他重视农业、编修三史、兴修水利，干的都是实事，但至正十一年（1351年）将所有的一切都推到了风暴的顶点。在这一年，黄河又泛滥了，数十万流民无家可归，不安的**正在这个古老的中原大地蔓延。一条黄河千古泛滥，历代中原王朝所处理的莫不是同样的事情，那就是消除水患、稳定农业生产和在灾荒来临的时候抵御部落民族的攻击。面对这滔滔而来的黄患，年轻的元惠宗下定决心整治，平黄任务自然落在脱脱肩头上，所有的资源都供其调配，这次水患是史无前列的，治理规模也是史无前列的。184万锭中统钞锭砸了下去，15万的民夫被征调，2万军队驻守，所有这一切无不昭显工程的浩大，具体办法就是开凿河道将泛滥的黄河水引进它以前的河道，然后再将以前河道的缺口堵塞。最后一处缺口实在无法堵塞，治河总监贾鲁灵机一动，将27艘装满石头的大船停在缺口上，任凭滔滔河水从船下流过，贾鲁一声令下，河工凿沉了这27艘船，接着成袋的石块和沙土被抛入，就这样堵住了最后一处缺口。

治河工程还没有结束，整个帝国已是风起云涌。

可以说从靖康二年开始一直到至正十一年这二百多年的时间内，北方汉民的起事从来没有间断，而元明清三朝的反叛者选择的都是一个载体——白莲教，这是一个时尚的词，它代表着恐怖、不臣、决绝与隐秘。白莲教起源于南宋，为佛教的一个分支，初期信仰阿弥陀佛，后来信仰弥勒佛，那么这两种佛有什么区别呢？阿弥陀佛代表出世，而弥勒佛是未来佛，代表着入世，故而白莲教信仰弥勒佛具备了反叛性质。元廷对于这种不安分团体采取的是收编方式，正是这种绥靖政策带来白莲教的迅猛发展，也正是这种绥靖政策带来了白莲教的分裂，拥有田产的上层教徒开始跟统治者合作，继承着原教旨，下层贫困教徒开始跟民众结合，走向反叛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