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3世纪，中国社会虽然在空间上两度分化成了三大板块，即辽国—北宋—西夏、金国—南宋—西夏，但各板块都在不约而同地走向近世，走向深度统一，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思想文化都在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社会的深度统一和趋同发展内在地要求各板块走向合一。元朝统一中国，看似因为蒙古帝国武力的强大，实则是武力统一恰好适应了13世纪中国社会走向统一的内在要求。比较来看，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其他地区很快就走向了分裂，唯独中国，虽有改朝换代，但再也没有分裂。

有意思的是，从元朝开始，中国王朝的国号第一次跳出了地名的窠臼。清朝史学家赵翼说：“三代以下建国号者，多以国邑旧名……世祖至元八年，因刘秉忠奏，始建国号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义，国号取文义自此始。”[70]的确，元朝以前，中国历朝国号皆以开国皇帝的发祥地或者封地命名，夏、商、周、秦、汉、魏、蜀、吴、晋、隋、唐、辽、宋、夏、金等无不如此。元朝国号“大元”，取自《易经》“大哉乾元”。“大哉乾元”又取自《易经》首卦《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第一字。乾卦象征天，“元”为大、首、始之义，所以，“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大元”国号象征着天下一统。事实上，在改国号为“大元”前，世祖忽必烈已经在年号上作天下一统的文章。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建年号为中统，意思就有“天下（中国）一家之义”[71]。1264年，忽必烈改年号为至元，取《易经》“至哉坤元”之意。“至哉坤元”又取自《易经》次卦《坤卦》卦辞“元亨利牝马之贞”的第一字。坤卦象征地，“至”为极、最之义，“至元”同样蕴含着天下一统之义。正如元末明初学者叶子奇说：“（元）天下一统，取《大易》‘大哉乾元’之义，国号曰大元，取‘至哉坤元’之义，年号曰至元。”[72]

“大元”国号意味着中国社会走向深度统一后大一统观念出现重大转向。此前的大一统王朝，无论是秦汉，还是隋唐，皆是以一地之名作为全国的国号，这明显是武力征服观念的体现，而非社会统一的内在要求。这样的国号对征服者是荣，对被征服者则是耻，就像秦灭六国，刘汉灭项楚。忽必烈在《建国号诏》中说：“为秦为汉者，盖因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得无少贬。”[73]传统国号皆徇“狃习”，有损于“至公”。《易经》为六经之首，六经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新式国号提炼自《易经》，源于整个中国社会公认的文化传统，表明大一统不再仅仅是武力的征服和空间的统一，更是整个社会的内在统一。如果单看元朝，还无法看出这种转向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然而，继元而起的明清两朝，其“大明”、“大清”国号同样源自中国传统文化[74]，再也未用地名，这表明，中国社会走向深度统一导致大一统观念的重大转向是历史的必然。[75]

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无须赘言，然而，不少学者却惋惜，元朝同时中断了唐宋变革的进程，使得自宋以来的近世化趋势发生了逆转。[76]这类观点并非凭空臆想，而是有一定的史料依据。不过，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历史书写本身的缺陷。现有关于元朝的史料，绝大部分都是由汉族文人书写的。历史上汉族文人华夷相分的观念本身就根深蒂固，加之元朝将汉人、南人在民族分等中置于较低的地位，同时又将儒士地位边缘化，这些因素导致元朝以来的汉族文人不可避免地对元朝抱有程度不同的偏见，典型的如王夫之，认为元亡宋，是“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77]。这些偏见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汉族文人在历史书写中扭曲元朝的历史实际，如常说的“贫极江南，富称塞北”[78]，就与历史实际有非常大的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