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人文秀诗云：“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文秀《端午》）在唐朝，关于端午节的起源，纪念屈原已是居于主流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在屈原之前，端午节的雏形就已经存在，更早时期的节俗则有其另外的渊源。而避疫和纪念，自汉唐至后世，一直是端午节并行的两大主题。

《大戴礼》云：“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也。”[28]即指兰汤沐浴。这可能是文献中最早将“五月五日”与“兰汤沐浴”联系在一起的记载。而兰汤和沐浴，也是史料中提到五月五日这个特定时间时，较早出现的两个关键词。在传统社会里，沐浴行为至少包含两个要素，首先是礼的要求，其次才是身体上的需要。蓄兰沐浴用以保健身体，同时服从于礼法的规定，恐怕是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后世的主要原因，唐朝韩鄂辑的《四时纂要》中亦提到此日沐浴，有令人吉利之说。

农历的五月初五，在节气上处于芒种之后，夏至之前。而夏至在唐朝民众的观念里，是阴气上升，阴气与阳气开始争斗的时节。受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和支配，谨慎避忌是当时人的普遍心态，唐朝时很多地区因此而出现了“躲午”的习俗。夏至和端午，时间上虽有差别，但偏重于天文物候的夏至节气对端午的影响却不可忽视。事实上，汉魏以后以至唐朝，阴阳术数观念盛行，民众逐渐将夏至的月讳习俗转移到五月五日这一时间点上。后世的端午禁忌，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夏至的影响，连唐朝的角黍亦以“取阴阳包裹之象”来解释。

作为季节转换之际一个重要的时令，端午在唐朝民众的避疫观念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唐朝人认为端午与夏至时节阴阳二气激烈争锋，暑毒盛行，为达到祭祷消灾的目的，人们在端午之日争踏百草，采摘像人形的艾草挂于门户，臂上还系有被称作“百索”或“长命缕”的五色丝织品。唐朝时，扇在此日作为相互赠送的物品，也含有避瘟之意。如今我们看到的有关端午的种种意象，在古代都被赋予了更多避瘟、消灾和保健身体的意义。然而，“艾未有真似人者，于明暗间以意命之而已”[29]。无论是人形的艾草还是五彩的丝线，都寄托了人们较原始的避瘟意识和养生观念。

精神层面之外，五月五日在治疗疾病上也有其独特的内涵，这不仅与古人顺应时节的养生理念有关，也更多地受到端午本源的影响。端午乃造药治病之吉日的说法，为历代医家所认可，唐朝尤其盛行。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鹊构窠取在树杪枝，不取堕地者。又缠枝受卵。端午日午时焚其窠灸病者，疾立愈。”[30]五月五日的艾草和菖蒲，更是治病保健的良药。从自然气候方面分析，端午正值仲夏，气温升高，降雨增多，空气湿度增大，病原微生物及各类害虫繁殖盛行，属传染病多发的季节。利用传统中医药进行疾病防治和避瘟保健，中古时代在民众中并不普及。于是，人们通过悬挂、熏蒸、饮用或沐浴等方式以达到辟邪的目的，就成为特定的节日里民间百姓口耳相传、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

在许多史籍中仔细探寻端午节的起源，我们会发现相当一部分文字记录都与战国末期的一个人物——屈原有关。《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筒贮米，投水祭之。”[31]这是现所见将屈原与五月初五相联的较早文献。其实，与端午节这一天相关的人物众多，在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传说，苍梧太守陈临、会稽孝女曹娥、伍子胥等都在诠释端午节来源的故事中占有一席之地。前文提到的与寒食节日密切相关的介子推的故事，也曾作为描述端午习俗起源的一家之言。闻一多先生则认为端午与龙有着不可分解的联系，端午节就是古代吴越——一个有龙图腾信仰的群体举行图腾祭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