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柱在上海的社交范围涉及政界、教育界、学术界、妇女界、文艺界、黑社会，等等，与之来往的社会名流包括曾任中华民国内阁总理的唐绍仪与熊希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国民党元老李石曾、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海上闻人”杜月笙、京剧大家梅兰芳、青帮大佬季云青、“交际博士”黄警顽、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上海社会局局长潘公展、著名画家沈逸千、上海市妇女协进会主席金光楣、暹罗中华总商会代表许葛汀，等等。[80]

“国内瞭望”部分登载的王云五等招待高玉柱的彩色照片（《东方杂志》，1937年第34卷第9期）

出席活动、参观各处、发表演讲、接受采访、挥毫留念、召开记者会等，构成玉柱在上海工作的主要内容，仅仅在4月的半个月时间内，她就先后在复旦大学、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国际及图书工读学校、工部局女中、交通大学、沪江大学、大夏大学、中华职业学校、宝山海乡实验学校、同济大学和光华大学等大中学校讲演[81]，暨南大学的演讲因时间原因被迫推迟[82]。

密集的日程安排，使她处于一种极为忙碌的状态中。1937年4月的一天上午，《青年生活》杂志记者来访，茶房叫醒了凌晨二时许才入睡的她，她身穿绿色法国装，脚着半高跟皮鞋，妩媚动人地出现在记者面前，态度温娴而虔诚，到上午十点，采访不得不结束，因为中央实业部的职员催着她前往工厂参观，即将出门之际，又有邮政储蓄处的客人来访，只好通知客人下午七时再来。[83]接受《妇女生活》杂志女记者采访时，深夜三点才睡的她，满脸倦容、声音沙哑，只能无力地躺在**交谈。此时，市政府派来的人正在门外等候，接她去上海市中心参观，当亲戚来敲门催促时，她兴奋地起身，一边穿上旗袍，一边与记者谈话，并让茶房赶紧去给她买丽美牌香烟。[84]

以西南土司代表身份来到内地的玉柱，穿着洋溢着大都市的时髦。她原来常着西式服装，来南京后，妇女界的朋友们送给她旗袍，要她体现出中国味道，她欣然接受[85]，旗袍与西服，都成了她的所爱。她面对公众讲话，“情词恳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阖座掌声不绝”，在同济大学演讲时，礼堂挤得水泄不通[86]，在大夏大学演讲时，“两个人挤在一个座位还不够”，“站满了许多人还要塞在门外”，演说刚一结束，请求签名的听众立即涌过来将她围住，只得取消自由提问环节。[87]

玉柱在上海的演讲和与记者的谈话，延续了此前在南京的一贯策略，在内容上也并无本质差异，通常包括“夷民”之历史、与王朝之关系、“夷民”之习俗、悲惨的生活状态以及由此带来的领土与国防危机、呼吁国家教育“夷民”并发展“夷区”经济等。

云南北胜土司、西南“夷族”沿边土司代表高玉柱女士（夏晓霞，《图画时报》，1937年第1144号第1页）

南京请愿时，用的民族称号是“夷苗民族”，但高氏更认同的无疑是“夷族”，这从她的讲话中经常略去“苗”即可窥知，当然，她会解释说“夷族”就是“夷苗民族”，而她对“夷族”的阐述，大体上是基于传统汉文史籍以及她个人的生活体验。1937年4月12日上午在同济大学的演讲中，她先抱怨五族共和的框架遗漏了“夷族”，接着对“夷族”做了一个界定：

现在我们所讲的夷族，是专指西南各省边区的夷苗同胞而言，这些边疆同胞，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也就是中原最初的土人，数千年来，同着国内的先进汉族，是有深切的关系，就是与其他的各民族，也有不少的关系。……说到西南夷苗的人口，散布在滇黔川康各省边区的统计不下两千万。[88]

两千万这个人口数据，是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创建之初提出来的，显然并非来源于严格的统计调查。这一数据，已远超蒙古族、藏族、满族等族人口，要求国家承认“夷族”的政治地位，自然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