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舅来。他打算在这里多住几天。

在三叔书房里围着炉盆，剥着花生米，喝着酒。

三叔指指我：

“思齐近来也欢喜看诗。”

“哦？”大舅舅喜出望外似的，鼻子竟扭了一下。“你如今还做白话文不做？”

三叔瞅了他一眼，意思是叫他别再提这件事。当然是为得怕我难受。

大舅舅把手里的纸放到桌上，取下他的眼镜。他仿佛不甘心别人打断了他的话，他就从新派跟旧派这个题目上发挥起来。他说得很热烈，食指在空中点着划着。视线多半停在我脸上。有时候似乎觉得我的眼睛盯得他太紧，他就不好意思似地把视线移开一会儿。

末了他竟脸红起来。

“他们讲我们是旧派。旧派就是老朽。他们是——是——是进步！进了什么步呢？”

他瞧瞧我，瞧瞧三叔。嘴还张开着。食指停在空中。他在等着回答。

可是三叔刚一张嘴——他又用力地给自己补上一句：

“其实是退步！”

他的意思很明白：一切礼制当然是文化，要推翻这个，那就是要回到没开化的野蛮时代去。

于是三叔叹了一口气。喝了一口酒，咂咂嘴，把大舅那番话复述了一遍，只不过改了几个字眼。

“你以为呢？”最后他问我。

这很不容易回答。我把眼睛盯着手里的花生，很慢地剥着，发着一种很爽脆可又很空洞的响声。

我当然不能在他们面前承认我过去的错误。可是我也无法驳掉他们的话。我自己也不十分明白：我到底是对他们这些大议论起了反感，还是象个胜利者那么怜悯他战败的敌人。

人与人的关系终究是复杂的。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跟他们无论如何是两路人——有些处所合不来。可是同时——很难明确地说出来的——我跟他们有几点是很融洽无间的。

那几点是什么？——那可不知道。也许是一种人情，一种骨肉之间的天性。因为对自己从前那些火气，对如今一般小伙子的那些火气——起了反感，甚至于起了憎恶，就打算把生活过得切实些，醇厚些。

我需要亲属们给我一点温暖：我喜欢他们那种朴实的有涵养的做人方法。

于是我一面顾到自己的面子，一面也其实是说真话，我迸出了这么一句：

“做人没有什么新派旧派。只有对不对。”

他们听了很感动。大舅把这句话反复了四五遍，轻轻动着脑袋，仿佛要把这个嚼出味道来似的。然后把那只不大灵活的眼珠盯着我，摆出一付奖励后生的脸色。

三叔很响地嚼着花生：听来他嘴里象是空的——只是咂着舌子表示他的得意。

这里他就轻描淡写地下了结论：一个人常常走错一些路，以为是新派，直到经验多了点儿才能改正过来。

“这呢——还不失为一个好人。”

然而以前那些错处往往有影响的。虽然自己改正了，可是还有些后生跟着那条歪路走。

“譬如——笔之于书……唉，真要小心。著书忌早。”

这又是说的我，不过三叔这时的脸色倒是严肃的，诚恳的：并不是一种讥诮。

我只承认我过去的行为有点莽撞——那么着使我生活里失去了许多东西，可是我那时候的思想没有大错误。我的那种信仰，那种观念，都是跟着时代跑的，至少——我尽了那时代的一个人应尽的义务。

不论如何，还是换一个题目谈谈罢。

我谈到白话诗。我把五四时期那些权威的理论说了一遍：中国古代本来是有白话诗的——白居易的诗，李清照的词，还有不记得是谁的曲子。此外呢，那位拥护古文的林纾①老头儿也有过白话诗的。

①林纤（1852－1924）近代文学家。晚年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

“林纾？”大舅舅打断了我的话。“那个翻外国小说的啊？”

他打袖子里掏出一块折得好好的手绢来揩揩嘴，摇摇脑袋，对那位翻译家发了些议论。他的话不大有条理，不过也叫人知道他的意见：他认为用古文写小说是不大应该的事。

这里三叔赶紧咽了一口酒。

“然而不然，”他坚决地反对大舅的话，脸上可保持了那种礼貌的微笑。“你去看一看他的小说就晓得，嗯，其实并不错。外国小说其实也有笔法，所谓章有章法，句有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