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支起地球。 ”
我们当然给不了他这个巨大的支点，所以我们似乎不能靠眼见为实来证明他的正确性。 但是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只要一有机会，人人都能改天换地。 重温这句话时，人们心中不禁满腔热情，自以为自己是天下之主。
人类是会思考、有理想的动物，从不像其它动物那样只是被动地接受现实，大多数人是有理想的。 至少在他或她还在牙牙学语在父母的怀抱中的时候，或者端坐在课堂里，被动地被父母和老师问起时，然后或认真或违心地说要当科学家，要当中国的爱因斯坦，要么要成为国家领导人，领导十一亿中国人。
这样的会有多少可信性？成年人自然一笑了之，因为谁也不能否认这其中的可能性，虽然机率很小。 李思明却从没这么问过自己的儿子，尽管妻子总是主观地单方面要求儿子“立志”当个大学教授，进行“洗脑”，他也一笑了之。
西方有谚语云：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李思明更愿意来世当回上帝，只是不知道在天国里，上帝抽的是不是“中华”牌卷烟？
1988年的夏天，对李思明这样的烟民来说，是个好日子。 全国13种名烟放开价格上市供应，“中华”烟终于和消费者见面了。 上市第一天，1条“中华”烟从40元涨到65元。 上市不久就被抢购一空。 为保证“中华”烟的市场供应，使消费者能真正买到自己需要地商品，于是在上市的第二天，价格定在72元／条，市场开始平静。
而此前“中华”还是作为特供烟，消费者仍不能在市场上买到。 “文革”期间，港商在广交会期间。 身上往往要放两包烟，一包“中华”牌。 一包“三五”牌，自己抽“三五”牌，招待客人时才抽“中华”牌。 台湾同胞当时购买中华牌主要是回台送人，或许是中华牌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吧，为了解除思乡之情，台胞对中华牌卷烟自然有一种偏爱。
但是李思明总有办法弄一些，开头是袁侯这位在上海“有路子”的人带一些。 后来他每次都能从岳父那里弄一些。 只是去了美国之后，他几乎就爱上了雪茄烟，按照曾智的话说，那是品味。 如今，“中华”烟上市，让他又有了机会品尝一下国烟。
“还是‘中华’好啊！”李思明站在阳台上深吸了一口烟。
许多烟民常说，抽烟能解乏，能启迪智慧。 给人以思想的灵感，人们食指与中指夹着一支香烟时，在烟雾袅绕之间，让心灵得以解放，在烟头忽明忽暗中，让思想迸发出火花。 李思明也常常将这种冠冕堂皇的话当作借口。 并将两代伟人地个人嗜好当作更充分的理由。 在这样地一个星辰满天的夜晚，烟可以让他的心灵得到慰藉，让他思考一下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遥远的北方，一个叫中关村的地方，也有人在思考。 前不久有人将此地称为“中国硅谷”，“硅谷”就是“硅谷”，为何非要加个“中国”？当然后来也有人会将此地称为“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 那些中国第一批创业家们都在重复着相同的事情：创业、生存、发达或者倒闭。
创业的热情让他们像阿基米德一样有理想，有人埋头苦干，有人锐意进取，有人只争朝夕。 有人投机取巧。 当然也有人以身试法，有地人还天真地具有政治家的野心。
许多中关村“企业领袖”采取“轮流做东”的方式。 不断更换地点和话题。 这些人坐在一起吹嘘自己的成功，也倾诉苦恼，互相传递经营之道，也密商如何少缴税款、逃避政府监督。 在中关村空前绝后的这个“沙龙”，如果真的就是这些话题，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们还有国家大事要谈，不是分析改革顺逆，就是判断经济沉浮，再不就是政治秘闻。 他们常常通宵达旦说个不停，不论真假，就像亲眼所见。 他们对国家大事抱着一种奇特的热情，就像后来人们谈论股市沉浮和房价涨跌一样平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