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秦绶难得地走出了城中村。
周哥说最近看他表现好，给他放一天假，让他白天好好休息，别到处跑。
但他还是出来了，因为他需要买菜——不是买给自己的，是买给隔壁租户那个阿姨的。
阿姨上周摔了一跤，脚踝肿了，下楼不方便，秦绶答应帮她带点菜回来。
他穿了一件灰色的连帽卫衣，帽子没有戴，松松地搭在背后。
牛仔裤是那条洗得发白的，鞋子是一双旧得看不出原来颜色的运动鞋，鞋带系了两次，还是有点松。
他从巷口走出来的时候，阳光正好落在他的脸上，他下意识地眯了一下眼睛，抬手挡了挡。
他已经很久没有在白天好好看过这座城市了。
他的白天多半是在那间不到十平米的隔断间里度过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分不清外面是阴天还是晴天。
偶尔出门，也是为了去超市买方便面或者去药店买药，来去匆匆，低着头走路，不跟任何人产生不必要的视线交汇。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阳光很好，暖洋洋地洒在身上，那种温度让他想起小时候某个模糊的下午——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只记得阳光也是这样暖的，他蹲在院子里看一只蚂蚁搬一粒米，看了很久，久到母亲喊他吃饭的声音从三楼传下来，他才站起来，腿都蹲麻了。
那只蚂蚁最后还是没能把那粒米搬回家。
秦绶沿着城中村外面那条窄马路走了一百多米，拐进一条更小的巷子，巷子里有一个菜市场。
说是菜市场，其实就是一排搭着雨棚的摊位，卖菜的、卖肉的、卖水果的，挤挤挨挨地排过去，地上湿漉漉的，空气里混着青菜的泥土味和鱼腥味。
他走到常去的那家菜摊前，挑了几样阿姨说要的菜——一把青菜，两个西红柿，几根葱，又加了一块豆腐。
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胖乎乎的，嗓门大，但人很好，每次看到秦绶都会多塞两根葱或者一小把香菜，“拿着拿着，不要钱”。
秦绶每次都说谢谢，把钱数好，放在她摊位的铁盒子里。
付完钱，他把塑料袋系好提在手上，转身往回走。
走出巷口的时候，他看到路边围了几个人。
不是什么大事，一个卖烤红薯的老头的推车翻了，红薯滚了一地，老头蹲在地上捡，手脚不太利索，捡一个掉两个。
围观的几个人看了一会儿就走了，没有人停下来帮忙。
这个城市就是这样，大家都很忙，都有自己的事情要操心，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管别人的红薯。
秦绶走过去，蹲下来，把塑料袋放到一边，开始捡红薯。
红薯有的滚到了路边，有的滚到了下水道井盖的缝隙旁边，还有几个滚得更远一些，到了马路牙子下面。
他一个一个地捡起来，用袖子擦掉上面的灰，放回推车上。
老头连声说谢谢，口音很重，秦绶听不太清，只听出了一个“好”字和一个“娃”字。
“没事。”秦绶说，声音不大，继续捡。
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老板，这个烤红薯怎么卖？”
是个女孩的声音，年轻的，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懒洋洋的调子，像是在跟一个很熟的人说话，但其实她跟谁都是这样。
秦绶没有抬头，继续捡红薯。
他捡起最后一个，放到推车上，拍了拍手上的灰，站起来，转身——然后他看到了那个女孩。
她站在他身后不到两步远的地方，穿着一件oversize的黑色卫衣，下面是一条格子短裙，脚上一双马丁靴，头发染成了脏橘色，扎了一个高高的马尾。
她的五官很精致，眉眼之间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成熟和冷淡，嘴唇上没有涂口红，但天生就红。
她正低头看推车上的烤红薯，似乎没有注意到秦绶。
秦绶看着她的脸，愣住了。
不是因为她的长相好看，而是因为他认识她。
那张脸在他的记忆里沉睡了将近三年，像一张被压在箱底的照片，边角已经泛黄发脆，但上面的影像还在，只要看一眼，就能把所有的事情都翻出来。
他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