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在原歷史上曾被委员长选为重庆失守后撤退的陪都候选；甚至在为此，在这里成立西昌行辕。抗战爆发后，为了建立西昌行辕，委员长还不惜耗费国府不多的资金，在1939年开始建设机场、广播电台、国立医院，甚至普及市内电话线路，使之成为全国第二座电信化城市。而且在1949年的时候，西昌还真的短暂地成为中华民国政府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大本营，指挥西南最后的国军反抗。但以目前而言，西昌仍是个极落后农业小镇。当王绍源抵达这里的时候，相对于满庄的繁荣，身为情绪难得波动的生化人，他也忽然有种悲从中来的惆悵。

即便抗日战争在这个时空提早爆发，不过四川三大军阀们，仍依照原歷史轨跡，精诚团结的共赴国难。虽然他们选择的是和王家合作，提供兵源给自由联盟，但依然是积极地参加抗战，不落人后。

为了抗日，三大军阀甚至都开始接受自由联盟的改编。不过和东北军的和整编不同，他们只是接受换装和援助，编制上基本还是保留原来的样子。不过这也很无奈，毕竟四川军阀军队的组成体系非常传统，不只遵循着大军阀管小军阀的方式，刘家两叔姪，更是维持着清末湘军的模式。核心军官多以家族子弟为主，形成古老的家族式军队。一旦要接受整编，那那些不合格的小军阀或家族子弟该怎么办？在杨森等人的劝说下，王绍屏最后也只能妥协。

在王绍屏提出了召开国是会议，建立分省自治的提议后。本来还团结一致的双刘一邓的体系结构，开始出现问题；尤其十九集团军集体退伍的问题爆发出来的时候，桂系李宗仁、滇系龙云，就和黔系王家烈、川南刘文辉联系起来，组成了一个大西南自保的小圈子。

四人决议在国是会议上共进退，採取一致行动，在中央和王家之间左右逢源。只不过几次下来，吃亏的都是国府，似乎都佔不到王家便宜。因此这才让陈大部长动了心思，要在这些人之间钉下王绍源这个钉子，让四人对抗的心思转到王家身上，找找王绍屏的麻烦。

那为什么是在刘文辉的地盘找麻烦呢？因为只有四川还是三家分治，而且底下人还各怀鬼胎。相较于其他三省，即便发展最糟的王家烈，在贵州都算是说一不二的铁帽子王。但刘文辉在自己的地盘上，连一言九鼎都做不到，他的部下经常会找许多藉口要胁他，放开更多的权力。中央的情报单位再怎么不济，对于这些事情也是瞭若指掌。

此外，刘文辉的地盘还是连结云南和贵州的重要通道，尤其是着名鸦片品牌，包括云土和黔土，运往湖南的必经之道。所以搅动了川南，就同时撼动了川、滇、黔三省，自认是四省盟主的李宗仁，自然也会坐不住。再加上这里是西藏入川的要道，共党、西藏等武装势力也在这里交织到错综复杂，南京根本不需要有任何动作，只要有这道任令，王绍源自然就会捲入这些纷争之中。

所以王绍源的派令当中就言明要他禁绝鸦片种植与贩售，凉山虽然不是鸦片唯一的必经要道，但却是鸦片贩子种植的基地之一。陈大部长的计谋就是光明正大的阳谋，要的就是让王绍源进退维谷。

另外，川南山区因为天高皇帝远，土匪也特多，叫得上名字的，有手下上千条枪的叙永悍匪李鸿勛；还有屡剿不灭，擅长滚下山跑路的陈大眉毛(他还真能把自己捲成一颗球，从山上滚到山下逃避官兵追捕)；还有山城飢民出身，有着数百条枪，自认义匪，专抢有钱人的黄振生。最令人发指的是，有着四个团约五千馀眾，长期盘踞在镇巴县城的川陕巨匪王三春，竟然为了维持他的鸦片来源畅通，也来川南开分部，赶时髦的在凉山山区开闢了所谓数百人的游击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