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先来猜一猜毛泽东12月5日写信的心事。
笔触在进入这种被文学家称作“历史的迷雾”或“历史的盲点”地域之前，让我们先遁去身形走进毛泽东那间烟雾弥漫的窑洞，为这位后来开创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巨子，画一幅外在的和心理的肖像吧。贺子珍不在房内。据史沫特莱提供的资料，毛泽东和贺子珍半年来争吵不断。有一次贺子珍竟抄起了棍棒自卫，因为毛泽东已经把一只小板凳举过了头顶。必须洗去那些为数众多的，以世俗的道德评判标准对毛泽东私人生活描画的文字在我们脑海里留下的缕缕印痕。毛泽东一年多后的婚变，与道德的关系不大。原因存在毛泽东深不可测的内心里。在很多时候，毛泽东并不像他的诗词给我们的形象。他也有悲伤烦躁的时候，他也需要女人细致入微的温情。他和贺子珍的争吵，毋宁把它们看成毛泽东无处倾诉的内心郁闷的排泄渠道。如果贺子珍在家，毛泽东得知蒋介石已抵西安的消息。他很可能不会写信，而是找个由头和贺子珍大吵一顿了事。可以确认，他写这两封信是对刚刚获悉的消息的本能反应。他的浓密的长发显得凌乱。脸颊清瘦，眼睛里的血丝是熬夜的时光留在心灵窗里的痕迹，一身棉衣显得不大合身，使得让旁观者随即感觉到寒冷。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一鼻子便可嗅出蒋介石此行的目的。怎么办？有形的工作该做的都已经做过。抽烟吗？蒋介石尽管最怕烟味，可谁都知道烟昧、哪怕是劣质烟昧也熏不走几十万大军。总该做点什么？血战在即，最容易想到的自然是分化敌人。
毛泽东最先想到给冯玉样写信。冯玉祥如真的登高一呼，而他从前的部将又有反响，整个中国的局面肯定为之改观。处在和日军对峙地位的，几乎都是冯的旧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石友三。现在西安的杨虎城，也曾是冯玉祥的积极追随者。冯玉祥若扯出反蒋抗日的大旗，他的这些旧部很可能会起兵响应。
写给孙科的信，就不好贸然评判了。孙科从来没有叱□风云过，如今正在搞一部《五五宪法草案》，无兵权，又无深厚的政治资本。毛泽东却在给孙科的信中写道：“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然国民党中如不战胜其降日派与妥协派则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属望于国民党中抗日派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着降日妥协之辈进行坚决斗争。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先生。”这很可能是孙科一生所得到的最有意味也最值得珍视的一次恭维，因为它出自后来入主中国的毛泽东之手。毛泽东希望国民党内部爱国抗日力量聚合成气候，这一点很好理解。然而他为什么愿意推举孙科为国民党的反对派领袖呢？难道他也竟是看到了孙科的血管里流的是孙中山的血？
恐怕再无别的更合理的解释了。清兵入关后，反清复明的仁人志士最早遇到的难题就是寻找大明的皇子皇孙。这些事件透出的是一种文化的延续。
时势竟逼得毛泽东的笔端露出了民族集体无意识，可见红军当时处境的凶险。
历史在这些日子里留下了很多很多迷雾。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无疑是最浓最大的一团。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国共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机。在许多严谨的史学着作里，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已经分析得够多了！它的历史意义已成中国人熟知的常识。
但是，那些简略得几乎有些枯燥的文字中，历史的丰富性究竟丧失了几成，谁能回答呢？
发生在近两年的一个小插曲值得重视。进入九十年代第三个年头，张学良结束了近六十年的幽居生涯，恢复了人身自由。大陆各大报小报竞相登载这一消息，有关部门盛情相邀张将军回大陆探亲。张学良从美国回到台湾后，却对当年发起兵谏表示忏侮。
张学良老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常”之举？他的自责的依据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