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红军东征遇阻后，毛泽东才开始考虑正式与蒋接触的问题。阎锡山不给红军让路，硬冲又冲不过，接下来恐怕要遭到敌人东西夹击，生存问题将更加突出。1936年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的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
从抗日反蒋并堤到在抗日的旗帜下讨蒋，预示着共产党根本政策的改变。4月9日晚。周恩来入当时还叫肤施的延安，与张学良密谈八小时。次日四时出城。谈判的内容是与东北军停战。张学良大部同意中共的主张，愿与红军互派代表常驻，愿为红军代办子弹等军需物品。主张红军前去经营绥远。但又表示在末公开表明抗日前。不能不接受蒋的命令。
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关键点上。淮要是无条件地相信了敌方甚至旁观者的某种承诺，谁就是政治上的白痴。这种时候只有自救这一条出路。5月2日，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进入延长、延川、水坪地区休整，东征结束。扩大新兵八干人。5月18日．又发起了攻向陕甘宁三省边界的西征战役。战役的目的是扩大红军，使自己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
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曾养甫争得蒋介石认可后，向中共提出如下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第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它游击队则交国民革命军改编。第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第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第四，希望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之责任，并促进联俄。
国民党这一方案，比前一案艺术得多。也难对付得多。在他们的立场上来看，红军东征受挫，但实力未损。仍有返内地之实力。从各方面收集的情报表明，日本将首先对内蒙古和外蒙古不利，让红军主力开至内外蒙交界地区，一可使红军进一步远离内地重要的军事地区，继而在日军侵占外蒙时先与红军冲突，最后必导致苏联的干涉，使日本无暇也无力向南进攻。此案仅此一端足见系心血所做。有着这样一石四鸟的结果，文字上松动一些，在非原则的问题上作些让步，又有何妨？让你们去另辟捐土。免了“输诚”之名声。够仁慈了吧？答应改组政府，请你们这些抗日分子加入。够大度了吧？以你们区区几万人的实力想谋求一个平等的联合政府，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在政治的竞技场上。大鱼吃小鱼是千古未变的铁律。让你们的领袖在京城占据一席之地．已经不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买卖了。你们起兵造反。为的不就是个荣华富贵？对日宣战了，军队没有一个统一的号令，这仗还怎么打？我们不难从这些温和的条文里，听出以上的口声。
我们不能不在这里感叹一声：中国的文字太玄妙了。把这四项条件和中共的五项条件加以对照，不难发现：四项条件是针对五项条件提出的，在比较浅的意义层。国民党方面基本上在主要的方面作了让步，但词序一变，内容稍作增删。内涵却完全成了另外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最终仍要以南京为中心来统一共产党的军队和政权。共产党自然不能接受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信仰的是共产主义，并且认定这是彻底拯救中国的良方，他们决不会为了个人的什么前途放弃这种终极追寻。夏明翰的《就义诗》这样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至少，共产党的领油中，有毛泽东这样的人。他从来都没有放弃建立一个崭新政权的宏图大志。历史的进程将证明。蒋介石在1936年，以及以后的九年，对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所知甚少。他把毛泽东当成一个略具政治头脑的军阀看待，是个历史性的误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