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西北军依照甲案向指定地点集结的同时，陕南的红军也开始向陕北撤退。这时候，国共双方重开谈判的可能性已经存在。
2月4日，毛泽东首先重提旧事，电告潘汉年，要潘邀张冲来延安商决双方各种合作问题、第二天，蒋介石即作出反应，通过张冲表示欢迎周恩来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去杭州见他。
毛泽东很希望早一点形成一个合作的书面协定。单纯从军事上考虑，眼下的情况比西安事变前更糟。中央军进驻西安一线，一旦蒋介石下令剿共，后果不敢设想。西路军只剩下几千人了，马步芳仍不停止进攻，这不能不使毛泽东忧心如焚。蒋介石看来，早一天解决中共问题，早一天去了心病。武力征服眼下不可，那就谈一谈吧。
过了三天，蒋介石忽然改变了主意，要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先和周恩来谈出大概，尔后去见他。蒋在给顾的电报中指出：“我方最要注意之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简言之，要求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做赤化宣传工作。若同意此点，则其它易商量。”
蒋介石强调军队的精神实质，与他此时的心理密不可分。
张、杨这次兵谏使他意识到了以前只注意形式所包涵的巨大危机。如果不统──“精神理想，后果是什么他很清楚。在蒋介石这几天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已决心把“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根绝净尽。以后的历史将证明，蒋介石从来没有找到机会完成这愿。
2月9日。张冲和周恩来举行第一轮会谈。
第二天，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了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二、在特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不难看出．中共中央作出了重大的原则性让步。在这─电文中，我们再也嗅不出多少共产主义的气息。这是审时度势后的选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是以全民族的生存为最高利益而对党的利益的高凤亮节的割舍，但同时又透露出来一股悲壮和苍凉之气。共产党的领袖们选择共产主义，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已具备了坚实的理性基础。尝试的时期已经过去，国家和民族存在的一切问题尚没解决，依靠国民政府的改良显然无望。然而，此时除了妥协，则别无选择。
2月12日。周恩来和顾祝同依照以上条件很快达成一项协议草案。
也许这个草案来得太易了，双方都没给它以充分的重视。周恩来认为蒋不承认这是合作，只当做红军投降，这样下来共产党就没有独立地位了，建议把谈判的规格降下来，以叶剑英出面谈。
蒋介石对中共中央的来电仍感不满，在给顾祝同的电示中强调：“八团兵已在一万五千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今央派充。”顾祝同接此电示，对共产党能接受这一条件深表怀疑。
等了二天，才派参谋赵启禄约叶剑英谈话，叶剑英听完后。当即表示：“且不说什么主义，你认为红军编两个师八个团一万五千人合适吗？”赵启禄答道：“这是蒋先生的意思。”叶剑英与赵启禄有私交，开玩笑道：“黄埔时我和聂荣臻教过的学生如今有多少个军长师长？蒋校长未免太厚此薄彼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