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5年深秋，不足万人的红一方面军进入陕北，远离了中国的心脏地区，已不再对蒋介石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蒋介石决定改变对共产党的策略，把军事上进攻红军的任务交给西北地区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马鸿逵和马步芳这些非嫡系军阀完成，准备谋求政治上迫使共产党签订城下之盟的可能性。这一年里，蒋介石的“安内”工作可以说硕果累累，把共产党逐出江西后，中心地区已再无异己势力，通过对红军的围追，他又乘机控制了在过去许多年里一直鞭长莫及的西南数省。
若干年后，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看成是蒋介石事业的巅峰。当然，相当多的大陆史学家是不作这种评判的，在他们的笔下，这个时候的蒋介石的形象比他1927年搞“4，12”政变时更加反动，更加狰狞，他的法西斯独裁者称号的后面，又多了个卖国贼的称号。因为他放着日本人不打，却拿起刀枪屠杀自己的同宗兄弟。这种充满道德义愤的评判，可以理解，也很容易被多数人认同。然而，谁都不能否认，这种沾染了太多情绪的评判，存在着误读谜宫一样的历史的危险。起码，谙熟历史曲学者们应该承认，评价活生生的天才的政治领袖，得与失的尺度要比是与非的尺度重要得多。陈立夫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回忆》一文中，曾对臭名昭着的《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进行辩护，称这是“应付及迟缓日军的侵略，借以争取时间”，“我政府日夜准备尚感不给．忍辱负重以争取时间，既不能以准备作战之事实告国人，又不能轻易作孤注一掷，以求─时平抑国人之忿怒，正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中日战争的结局是中国取胜。陈立夫把这些辱国丧权的条约当成苦肉计，就有了可以自圆其说的内在逻辑。
那么，到底该怎样评价1935年发生在中国这些事件呢？或许答案就存在蒋介石心里。
他的肚子里盛的或许也是苦水。必须指出，蒋介石能获得1935年底的成就，并不是历史对他情有独钟。他走的也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路的两旁也是累累白骨。国父孙中山仙逝时，留给他的不过是当时并不强大的一支军队。在党内，他的职务甚至比同时是共产党员的毛泽东还要低。十年时间里，他依靠智慧作基础的阳谋和阴谋，依靠比钢铁还要硬的意志，踩出步步血痕，才登上了权力的塔顶。北伐刚刚结束，他在党内斗争中失败，被迫下野。复出后便开始吞并和征服群雄的战争。张学良易帜，蒋桂战争，蒋冯阎战争之后，他用三年时间终于把心腹之患共产党驱赶到了偏远的西北，国家终于有个统一的模样了。这时候，他不得不考虑“御侮”问题了。
在1935年秋天的蒋介石眼里，共产党已无力量与他全面抗衡，按照已经解决地方异己势力的经验，他决定寻找共产党。然而，在寻找共产党和解之前，他决定再作一些准备工作。华北五省已将沦于日本人之手，被迫武装抗日不能不加以考虑。如要抗日，必须寻求苏联人在军事上的大力支持。
11月中旬的一个阴雨霏霏的下午，蒋介石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这次短暂的秘密会晤，蒋介石表明如下两个希望：第一，希望中日开战时，苏联能给予直接的帮助，在不损害日苏关系的前提下，能否与苏联签订一个军事协定或互助条约；第二，希望苏联能促进中国在他的领导下的统一。以苏联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领袖的地位对中共和红军施加影响，迫使中共最终服从中央政府的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