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局内人的毛泽东，此时却这样说：“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何应钦纪念周演说是吓；汤、李东进也是吓；胡宗南集中四个师打关中也是吓；命令李克农撤销办事处也是吓。他还有可能做出其他吓人的事。除吓之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对一切吓我之人，应以我之法宝(政治攻势)吓之。我们除在位电中表示缓和，在皖南作出让步外。其他寸步不让，有进攻者必须粉碎之。胡宗南部正准备进攻关中地区。只待胡发动进攻，我们即在苏北发动一个局部战斗以报复之。隔断韩德勤、霍守义两部，打通皖东、苏北。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
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军事集团的交锋中，去猜对手灵魂人物心中的底牌，等同于拿身家性命押在轮盘赌的赌盘上，只有绝对自信的同样是灵魂的人物，才敢把全部的希冀押在第三十六门上。在这种押注的瞬间，理性的分析悄然迟到了背景的位置，需要的是直感。后来，毛泽东胜利后，我们看到的是英明。可是，谁能否认，在得出“蒋介石是吓人”这一结论的时候，毛泽东没有捏着一把汗？
11月21日，也就是毛泽东作出这种惊人判断的同一天。他专电叶挺、项英：“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隔了三天，毛泽东等再电叶挺、项英：“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叶率一部分立即出发；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几个小时后，毛泽东又电叶挺、项英：“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
现在可以用毛泽东的行为修正一下毛泽东几天前的判断了。他认为，从全局来看，蒋是吓唬人，而局部肯定会下杀手的。毛泽东深知蒋介石是个有仇必报的人，而且他感觉到蒋肯定会对皖南痛下杀手。从战略上考虑．消灭了江南的新四军，江南中共就再无一支像样的军事力量了；从得失上考虑，皖南是新四军的军部，消灭一个军部，可作的文章很多。
然而，毛泽东用得着管皖南新四军如此之仔细吗？他不是三国时的诸葛亮，凡事必亲躬，杖二十以上处罚必自己亲自执行。且看他在同一天(24日)给肖克的电报是怎么写的。“目前的时局在转变关头，我党一面须坚持各抗日根据地，一面须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剿共战争。平西、平北及冀东区域的坚持与发展，增加了对整个局势的意义，望从艰难中支持下去，与聂、彭打成一片。军委历来对你处没有多少帮助，今后将更少帮助。一切望你及同志们独立支持之。”一个大战略家，却在想一支万把人部队转移时的细技末节，正常吗？难道他忘了北伐时叶挺曾带出过所向披靡的铁军？难道他忘了项英是打游击战争的军内少有的一个行家？他没有忘。然而他又必须这么做！
个中原因需要讲一个长长的故事才能明了。
新四军的前身，是红军主力北上后留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国共合作之初，共产党当然没忘记这支不可多得的武装力量。七七事变后，中共提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设想。国民党很快答应了。1937年8月，周恩来见到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长达十年的叶挺，提出要叶出面收编游击队。因叶挺当时已不是中共党员。又是北伐名将，国民党自然愿意让叶出面改编红军游击队。9月28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下达了叶挺任新编第四军军长的任命。因为叶挺已经脱党，项英作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实行政委之职。同时，项英又是东南分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种微妙的安排便产生了叶、项之间微妙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