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底到1939年初，国共两党关于大党问题的谈判，无疑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史上最耐人寻味的篇章。
在这一时期，两党内部对信仰、领袖、权力统一问题的处理，又为后世留下了咀嚼不尽的话题。
1938年年初，国民党进行的“四个一”的宣传，从利益上分析，可以看出它带有明显的全面吞并对方的意味。然而，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自它开始萌动，不善操作的弱点从来都不曾被克服过。
共产党人从来不乏操作的行家。2月9日，王明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的关于批驳国民党“一个党”主张的谈话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该文明确表示：“中共决不放弃政治信仰、决不放弃共产党组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反击再次奏效。
国民党的这种“一个党”的宣传，显然违背了国共合作的宗旨。2月10日，蒋介石约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当然明白蒋介石约他谈话的用意，一坐下便展开攻势，“《扫荡报》等报刊这种宣传，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蠢动。限制信仰是十分错误的。”
蒋介石只好回答这个问题：“我在信仰问题上不欲对各方加以限制，先总理说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并不矛盾，我相信，任何人也不能反对。至于你说的报刊上的言论，并不代表国民党，自然不能代表我个人。我对各党派都无意取消，我不赞成一党政权。我希望的是各党派融为一体。”
周恩来机警地问道：“是不是组织你提出的同盟会？”
蒋介石说：“我是说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派别。两党存在，总不免冲突和竞争，你们共产党讲策略，隐蔽在国民党内来求自己的发展，不是一种很好的策略吗？将来的国民党内部，最革命、最能干的也就成了最基础的。当然，国民党也可以改变名称，党内可以有不同的派别嘛。”周恩来答曰：“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我看只能从联合中寻找出路。”
蒋介石脱口答道：“可以研究。”
周恩来心里有了底，却说：“我们党内对《扫荡报》这种作法很反感。”
陈立夫在一旁打圆场道：“蒋总裁已经批评了《扫荡报》，要求各报以后不再登这种文章了。还可以考虑这种办法，在两党外组织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两党都可加入。”
周恩来回敬道：“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从这一事件中，我们能看出点什么呢？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攻势，事先不报告总裁，连组织部长陈立夫也不知晓。可能吗？很可能。从蒋介石和周恩来的答对中。可以看出，蒋先生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显得太随意了。对信仰这样重大的问题就这样随意，何况其它？一个党只能有一个信仰。怎么能允许下面存在不同的派别呢？很显然，蒋介石这番话不是因战事不利用脑过度导致的“失言”。重温一点国民党的“派系史”，不难明白这一点。在1938年春，国民党内部至少有这样几个派别：以汪精卫为首的元老派，以陈氏兄弟为首的CC派，以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以桂系、阎锡山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以上几个派别，在忠于蒋介石的黄埔派的维持下，才勉强保持一种均衡，一种面子上的一统天下。这些派系在面对利益时，则免不了相互攻讦。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自始至终的矛盾表现，其政治根源正在这里。汪精卫后来能在南京撑出一个局面，没有派系存在这个事实，实在难以想象。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里这样写道：“国民党领袖们在取得政权以后的二十年中变成了保守派，日益关心于保护权力。这是历史最古老的政治现象之一。”“他们当初并不是像西方国家的总统或总理的继承者们那样，按照人们所接受的方式。通过现成的途径而获得政权的，而是要在思想和方法上临时随机应变。因此他们觉得可以很容易把他们的思想适应于他们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