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群中国人和外国人到机场为我们送行，其中有周恩来的夫人──我们讲英语时常常称她为‘夫人’。即登机时，我看见周恩来在吻她。这是我首次见到一位中国男子吻别人。中国人是不常用这种方式来表示感情的。”
包瑞德提供的这一珍贵的细节的真实性使人无法怀疑，因为他有着飞行员的视力，不可能看花眼。问题在于周恩来在以后的多次出访中，从未看见史料中关于他再次吻邓颖超的任何哪伯是花边新闻之类的记录。那么，这一吻是否也是为了政治和外交的需要呢？周恩来是否想借此行动向赫尔利和包瑞德证明延安是中国自由的王国？如果这种猜想可以成立，这一细节无疑可以汇入政治智慧大辞典里。
包瑞德还透露，在飞机上，他向周恩来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将军，你认为苏联和美国谁更**呢？”
周恩来稍加思索后回答：“包上校，我们认为苏联在世界上是最**的。但是上校，我们知道，也许还要过一百年我们才能获得这样的**。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享受你们在美国所享受的**，我们也将十分高兴。”
这一细节除了表明周恩来的外交智慧，还透露出了这样的消息：共产党这时尚没有决定走苏联的道路。按***的估计，这个时候，开始了国共两党势均力敌，共产党渐占上风的时代。他们不仅需要苏联，而且需要美国。
赫尔利在飞机上没有任何谈兴，因为他患了重感冒。
这次感冒真不是时候，它无疑是赫尔利外交事业的滑铁卢。因为感冒，赫尔利回到重庆后不得不卧*休息。按重感冒常常伴随发烧这一常识。可以确认在高烧中的赫尔利忘了周恩来在延安的忠告，没有直接把签订的协定交给蒋介石，而是派人于11月11日送给宋子文和政府小组的其它人，要求他们将文件译出后交给蒋介石。
当天下午或者晚上，赫尔利无法静养了，宋子文和王世杰气急败坏地找来了。
宋子文连寒喧都省略了，当然没有询问赫尔利的贵体安否，开门见山质问道：“将军阁下，你被共产党的旧货单子骗了。国民政府永远不会答应共产党的要求。”
赫尔利尚未反应过来。
宋子文接道：“你签的这份文件有太多的缺陷，共产党希望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实际上是要改变中国政府的名称。”
赫尔利不以为然地道：“这是细微末节的小问题，很容易得到纠正。我认为，共产党的建议至少已经提出了一个基础。在此之上完全可以达成协议。”
“不可能。”王世杰大声道：“在这样的基础上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
“为什么不能？”赫尔利忽然想起了什么，“你们把这份文件交给委员长没有？我认为他是可以接受这份文件的。”
宋子文道：“我们刚从委员长那里来，他认为，在他没有承认国民党被共产党彻底击败时，不能组成联合政府。如果这样，必然会导致中共控制政府的局面。”
“那你们说该怎么解决？”赫尔利火了，“你们谈了五年了。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你们不要骗共产党，你们说军队好，贪污腐化是敌人造谣，可是，***告诉我，贪污腐化的事，孙夫人、孙科都谈过，新闻记者也报道过，我看你们就是这样的人。你们说共产党不愿团结，我到延安看毛他们都是爱国分子，们是愿意团结的，我看你们才不愿团结。我不和你们谈，我要和委员长谈。”
以赫尔利美国总统特使的身分，想见蒋介石自然不难。大约在11月13日前后，赫尔利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单独对话。
蒋：你和***签定的东西我看到了。我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无法以这个东西作为谈判基础。
赫尔利：我想知道为什么！
蒋：这个五点建议与孙中山博士在遗嘱中为中国制订的程序相抵触。如果我接受这些建议，中国的形势就会雪上加霜。
赫尔利：我还是不能理解。
蒋：他们这是要搞垮我！我和他们打了多年交道，我比你更清楚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他们是一些极端危险的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