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晚8时，红一方面军倾全部主力再次向长沙外围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据战史载：指战员冒着敌军的炮火，英勇地向敌军阵地发起攻击，前赴后继，顽强拼搏，激战至11日拂晓，仍未能突破敌军阵地。
11日上午，敌援军三个师已进至湘潭、株洲一线。毛泽东命令部队停止攻击，通知各军召开前委会，各纵队长列席。
中午，红一方面军大半高级将领又一次汇聚在一起了。很久没人说话，会场闷得仿佛一点就要爆炸。
此时不说也清楚了。再攻长沙失利，不是将士不用命，不是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而是眼下确无攻占长沙的实力。孙子说，十倍而围。这次不足一倍也围了，而且围了十几天。兵力损失十分之一，战死一个纵队长，一个纵队政委。再耗下去，后果谁都明白。
"为着中国革命大业，各位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生命。韩信能受**之辱，日后才成了大将军。"毛泽东说着，一锤定音："撤围长沙！我向中央解释！知我罪我，由他李立三。"命令随即下达：明日作一天准备，后天梯次退至株洲、萍乡地区，就地转入休整。
谁都想作鲲鹏一飞九万里，可得先要长出鲲鹏的翅膀来。
毛泽东在前指总前委碰头会上当机立断，使红一方面军撤出危险境地。当时没人提出反对意见。可是时过境迁，浓烈的硝烟和血腥气渐渐散去，反思开始了。
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与中央相悖，这在红一方面军已经不算秘密。从长沙撤围，红一方面军的目标仍是毛泽东情有独钟的偏远农村。而在那个时候，红一方面军无论攻打哪个中心城市受挫，很大一部分中高级干部还不能从指导方针上去辨正误，留下的反省通常不会超出这样的水准："城市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外围群众基础差，不能发动起来配合做战，无法断绝及封锁敌人之水陆交通和经济、军事运输；敌人工事是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计八九层，我们没有重炮破坏敌人之工事，交通工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一个偶然的发现，使进攻长沙失利的检讨涌起了风波。
那是从缴获的敌档案中发现的一份8月初中共中央发给红一军团的指示，不是原件，是翻印的。其中要求红一军团"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有此为据，重提进攻南昌和九江就顺理成章了。
这一轮内部争论，不乏毛泽东的支持者，坚决要求执行中央指示的还是占绝大多数。但是，这个大多数这一回却分成了两派，一派要求立即进攻南昌、九江，一派主张在湘鄂赣边坚持斗争，再攻长沙。日后写出哲学名篇《矛盾论》的毛泽东终于找出了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据军史载：总前委为了统一思想，在株洲、袁州等地连续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问题。经过广泛深入地讨论，总前委最后决定，第一步，以红一军团攻取吉安，求歼守敌新编第十三师一部，以三军团占领清江等地，截断赣江，阻敌增援，保障红一军团攻击时侧翼安全；红一、三军团主力完成上述任务后，就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为夺取南昌、九江准备条件。第二步，攻略南昌、九江。
这一战略方针渗透着毛泽东的良苦用心。一切布置都是为执行中央指示，可打大仗总得做好准备，巧媳妇难做无米炊。毛泽东寄希望于时间可能带来的转机。
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瞿秋白取代李立三，和周恩来一起成了中共中央新的领导核心。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得以恢复。总书记当然还是向忠发这个工人老大哥。
这个会议的文件送到毛泽东等人的手里，尚需进行一次漫长的旅行。红一方面军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只知李立三而不知瞿秋白。一切都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