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东州，我在家休息了两天。沙威来看我。我告诉了他在滨海发生的事。沙威听后非常气愤。
“我一定找这个畜生谈谈。”沙威气哼哼地说。
我未置可否。我知道我不可能再用罗文。但是我不想朋友不成，就成敌人，我希望彼此友好地分手。
这两天《东州日报》登载了黑老大杨四终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消息，大街小巷都在议论杨四是否该死。杨四一审以故意伤害罪等十几项罪名被判处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听说杨四的律师很厉害，提出上诉，扬言掌握了市公安局刑讯逼供的证据，上诉期拖了整整一年。
杨四的案子一审没在东州审理，是在西州市进行的。开庭那天林大勇在西州市公安局的朋友给他弄了一张旁听票。林大勇的专业是法律，对听审这种事特别感兴趣，自己特意开车去西州听了一天。林大勇回来后对我说，杨四当场翻供，法官问为什么翻供，他说，所有的供词都是刑讯逼供的结果。
案子终审后，法学界围绕杨四是否该死进行了激烈的大辩论，权威观点碰撞直逼尖峰问题，争论的焦点是“保障人权至上”还是“打击犯罪至上”。一种观点认为，杨四案号称“清江第一涉黑大案”，杨四理应承担作为“黑老大”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既然证据取得有程序性问题，那么证据就不能完全采信，就应尊重法律事实，保障杨四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专家们呼吁应尽快建立刑讯逼供举证倒置制度。
杨四一案究竟是否刑讯逼供，老百姓不得而知。老百姓也不关心这些问题。老百姓认为，凡是作恶多端的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于是杨四上路了。杨四上法场前很平静，他抽了两支烟，喝了一口白酒，让妻子在他的脚镣上塞了一元钱后，迈上了通往地狱的囚车。
无论如何死亡对人都是残酷的，能够从容面对生死的人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都不免让活着的人心底有一丝敬佩。
杨四死后，杨儒斌被罚没了一千多万，案子不了了之，他被放出来以后请我吃了一顿饭。
“儒斌，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看他精神状态不好，关切地问。
“在东州做生意没有安全感，我准备先去加拿大休养一段，静静心，然后去上海发展。”杨儒斌沮丧地说。
我劝他多保重自己。他有些感动。临别时，他拥抱我还流下了眼泪。
从滨海回来以后，我一直没理罗文，这让他有些发毛。沙威戳破了罗文那天晚上的丑态后，他羞愧难当，到我的办公室要给我跪下。
“罗文，男儿膝下有黄金，跪不得，”我坐在老板椅里动情地说，“不过，滨海之事让我看透了你。既然窗户纸捅破了，我们索性好好谈谈。罗文，我们相识是缘分。你从事的是教育事业，这个职业是很神圣的。我以为你是一个心灵洁净、灵魂高尚的人，我没有想到在你的骨子里，是那么的自卑和腌臜。你想给我干，我就有责任带你走正路，我不允许跟我干的人走上邪路。罗文，就拿刘慧来说，她对你那么好，你在我面前就没说过一句她的好，全是对她肉体的攻击。在你的灵魂深处除了意淫和偷性，就没有一点情感可言吗？”
罗文被我说得无地自容，非要跪在我面前忏悔。说实话，我瞧不起这种干坏事时像一个英雄，干完坏事像个狗熊的男人。罗文让我说到了腰眼儿上，说到了灵魂深处，在我面前已无自尊可言。不过，我还是希望通过这件事，让他能够正确认识自己，警醒自己不要做肉体上手淫、精神上意淫的病人。
罗文让我教训得五体投地，“雷哥，只要不让我走，怎么罚都行。”他哭丧着脸说。
我知道罗文不愿意走也是暂时的，因为他马上要参加在深圳举办的全国服装设计大赛，这次大赛以中装为主，大赛的主题是《唐风》。罗文一直想以五月花公司设计师的名义参赛。因为五月花前冠的是“清江”二字，名头大，同时这趟差需要五千元的费用。他是决心要占这点便宜的。果然罗文提出了要求。我想也好，就成全了你，然后让你离开，你罗文也无话可说。罗文的要求我答应了，并让他到财务取了五千元钱。
罗文走后，我像大病初愈舒了一口气。想起去滨海时，在英杰办公桌上，她的身份证上的生日好像就在这两天，便看了一眼日历。果然就是今天，我便用手机拨通了英杰的电话。“英杰，祝你生日快乐！”
英杰接到我的电话又惊奇又感动。我想她能感觉到我对她是用了心的。我在电话里诚邀她加盟五月花公司。
“雷哥，我正在办去美国的手续，”英杰真诚地说，“准备去美国深造，不过，还需要一段时间。这些年我在爱海做得太累了，也不顺心。这两天正想辞职，想回东州陪陪我妈妈和女儿。难得雷大哥的诚意，在去美国之前，我先帮帮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