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出租车上庆幸自己残存着激情。我时常暗问，雷默，你的心里还有阳光吗？给阳光一个入口让它洒进你心灵的庄园。不知为什么面对东州这座古城，我总有一种欲言又止的惆怅，这惆怅缘于梦想和现实的距离。
车遇红灯了，出租车停下来。我正在冥思中一辆奥迪车呼啸而过，留下几声警笛声，我看了一眼车号，是省长高远的车。
高省长原先是东州的市委书记、魏正隆的前任。李国藩代市长时，两个人在东州搭了一年班子。高远当时还挂着省委副书记的角儿，而李国藩还挂着副省长的角儿，两个人在省里好像就结了怨，在东州，李国藩从来不把高远放在眼里。高远对李国藩更是不屑一顾。两个人就像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和俄罗斯，冷战了整整一年后，高远被选为清江省省长。由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魏正隆接替东州市委书记。
在省人代会上，高远的票很低，刚过半数。选举前忙坏了张国昌，他极力为高远拉选票，他对东州代表团说：“一定要选高远，最起码我们东州的领导向省长汇报工作方便。”
高远当上省长以后，李国藩见了高省长既不说话，更不握手。高远每次到东州检查工作从来不通知市政府，而是直接通知市委。因为高远知道，即使通知市政府，李国藩也不会理睬的。李国藩可以不理睬高省长，常务副市长张国昌却不能。每次得知高省长来了，都像来了中央领导，那殷勤劲儿不知道李国藩看了后会作何感想？好在李国藩也不会看见。不过，李国藩听见了。他对张国昌在浑水里和稀泥非常不满意。这种不满让许多想挑拨两个人关系的小人钻了空子。
我给张国昌当秘书期间，有一件事高远给我印象最深。当时张国昌与市地税局局长朱天关系不一般。朱天是个古董收藏家，东州官场上上下下都知道他的这一爱好，所以有求于他的人都要讨一件好的古董才能登门。不过，朱天年纪大了，快六十岁的人了，省地税局一直想换朱天，市地税局的人事关系由省地税局主管，组织关系却在市里，一把手还要由市人大任命。
省地税局局长周汝祥是个敢做敢当的人，他没跟东州市任何人、任何组织打招呼，就派了一位处长来代替朱天。周汝祥亲自带这位处长来到东州市地税局宣布省地税局班子的决定。市地税局哗然了。哗然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朱天从市税务局分为国税、地税那天起就干地税局局长，在东州市地税局根深蒂固，怎么说换就换了，事先没有一点消息；二是东州市委、市政府没有任何领导来参加。
大家都在猜谜儿，朱天急了，他坐在张国昌办公室大骂周汝祥独断专行，安插自己的亲信不是个东西。新来的局长在省地税局不过是个年轻的处长，论资历论业务水平，手下的几个副局长哪个不如这小子？张国昌听了也十分生气，他气周汝祥太狂，没把自己这个常务副市长放在眼里。
市地税局是归张国昌主管的，但自己却左右不了省地税局，他想起了高远，高省长可是东州的老书记，不会不向着东州人，于是张国昌在高远面前大告了周汝祥一状。
有一天，周汝祥喝得醉醺醺地来找张国昌，他没敲门便直闯了进来，一进办公室他就问我：“张国昌在吗？”
张市长在办公室听见有人直呼其名，便开门走出来问：“找我有什么事？”
周汝祥一报号，张国昌就明白了。张国昌以为周局长来兴师问罪来了，便很不以为然地说：“周局长，里面请吧。”
周汝祥便进了张市长的办公室。我怕出什么事，想跟进去。张国昌很不屑一顾地说：“没事。”便关上了门。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两个人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地走了出来，大有相识恨晚之感。我看得愣愣的。张国昌一直把周汝祥送到电梯。
张国昌回到办公室后得意洋洋地对我说：“小样儿，跟我斗也不看看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
就这样，朱天的事在省长高远的干预下不了了之。可是，张国昌出事不到半年，周汝祥故伎重演，又带着那位处长到东州市地税局走马上任，这次朱天可扛不住了，不仅扛不住了，不出一个月，他也被双规了。省反贪局在朱天家找到的古董，够办一个展览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