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小三盛行，有关小三引起的闹剧、悲剧屡见不鲜。以至于新时代女性的标准里，不但要“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写得了代码，查得出异常，开得起好车，买得起新房”,还要“斗得过小三，打得过流氓”。

按说，找第三者以及成为第三者，始终都是被社会所唾弃的对象，可是小三之风却没有因此而有所消减，反而愈演愈烈。在对小三的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除了考虑到到双方的道德、婚姻的质量等问题外，还有经济学家表明，小三之风如此盛行，源于小三符合双方的“利益最大化”。

所谓利益最大化，就是指用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大的收益。可以这么说，追逐“利益最大化”是每个理性经济人的必然选择。不能说每个人，最起码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包括金钱、事业、情感等，涉及我们生存的每个方面。

先从“买方市场”说起。以经济角度来看，法律上废除一夫多妻制等于减少了富人合法购买配偶之外性消费的渠道。当然他们也可以用不合法的手段购买婚外性消费(如嫖娼、婚外情),但面临着诸多的交易风险。在20个世纪50到80这段特殊年代，“作风问题”所承担的成本非常之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法治建设的推进，人们的自由度越来越大，个人收入差距也逐渐拉大。毫无疑问，“消费”小三这个“商品”的男人属于高收入群体，属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这是很明显的事，高收入才拥有购买力，没有财力作后盾的需求不是一种现实需求。改革开放初期，养小三主要是一些回内地投资经商的港澳台商人，大陆人当时还缺乏经济条件。而近年来，养小三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除了港澳台商人外，内地的包工头、厂长、经理、个体户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富人们的很多需求得以满足之后，边际效用递减的经济规律促使一部分人将目光转向婚外性消费。

可为什么富人偏向于找小三而不是所谓的失足妇女呢?

从收费结构上看，小三的收费结构接近会员制，缴纳会费后，每次服务的收费较低，较接近于边际定价，倾向于鼓励较多次的使用；失足妇女的收费结构是按次收费，服务是竞争定价，定价中含有因违法风险而附加的费用。此外，小三与失足妇女提供的是不同类别、不同质量的消费服务，小三可以建立长期关系，可以有一定的感情；失足妇女的服务更标准化，更像纯粹的买卖，双方通常尽力回避感情的投入。再者，风险上也有很大差异。第一，消费失足妇女违法，而消费小三的行为尚不至于被警察抓取拘留、罚款。第二，相对来说，消费失足妇女染性病的几率大于消费小三。

—一从以上分析来看，富人们倾向于消费小三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具体到小三来说，没有人天生愿意做第三者，选择做小三无非因为利益上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酬。这里的“利益”更多指“物质利益”,总有人在各种金灿灿的**下向道德伦理缴械投降。当然，不排除有些怀揣着“真爱”的自费小三，但这部分绝对属于稀有的小众。

根据调查，大多数小三文化程度偏低，很多来自农村的贫困家庭。根据沿海的调查，小三以文化程度较低的年轻外来妹为主，初中文化占57.8%;35岁以下的占94.6%;有些小三甚至与丈夫年龄相差40岁。74.5%的被访者认为，做小三是为了能离开穷山区、留在大城市，有42%的小三甚至表示愿意永远处于没名分的地位。可以想象，这些女性很难拥有一份高薪收入，纵然天姿国色也很难在城市里嫁一个钻石王老五。因此，成为富人的小三也就成了一个“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