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满绿叶的五月柱[1]，不停灌酒，暴力冲突，争吵——拥有这些美妙风俗的仲夏前夜[2]或许是一年中最糟糕的工作日。

埃拉·舍丁自告奋勇，在瑞典最明亮的这一夜当班。她的同事们有孩子或者其他事情，比她更需要休假。

“你要走了？”母亲跟着她走到玄关。她的手不停游移，捡起放在五斗橱上的那些东西。

“我得上班，妈妈，我告诉你了。你看到车钥匙了吗？”

“你什么时候回来？”

她一手拿着鞋拔子，一手拿着一只手套。

“今晚，不过会晚点。”

“要知道，你用不着总跑过来，我敢肯定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现在我住在这儿，妈妈，还记得吗？”

紧随这段对话的是一阵忙乱的翻找，目标是钥匙。克里斯汀·舍丁坚持说她没动过钥匙——“我知道自己没碰过那玩意儿，你不能说我忘事。”——最后埃拉从她自己的后袋里找到钥匙，昨天晚上是自己把钥匙塞在那儿的。

拍拍脸颊。

“我们明天过节，妈妈，吃鲱鱼和草莓。”

“还要一大杯荷兰杜松子酒。”

“再来一点杜松子酒。”

气温十四度，头顶飘着一层薄云。气象预报打包票说整个诺尔兰中部阳光普照。下午就是适宜喝酒的好天气。从兰德到弗雷纳再到古德穆纳，在人们一代接一代前往消夏的居所中，在营地的冰箱里，在她经过的家家户户中，阿瓜维特酒已经被冰镇起来了。

克拉姆福什警局外头的停车场是半空的。大部分警力将集中用于晚班时段。

埃拉的一个年轻同事在入口和她碰头。

“得出警，”他说，“可疑死亡，死者是贡格尔登的一个老人。”

埃拉扫一眼他胸前的名牌。之前她和他打过招呼，不过两人从来没有在同一时间段当班过。

“老人肯定是在洗澡时倒下的，”他继续说道，一边查看从于奥默控制中心发来的报告，“他儿子发现的，一个邻居报的警。”

“听起来像是医疗系统的事，”埃拉说，“我们为什么要出警？”

“情况不明，显然那儿子想要脱身。”

埃拉跑进去换衣服。奥古斯特·恩格尔哈特，刚刚她记下了这个名字。显然又是一个刚获得从警资格的菜鸟，后脑勺和两侧的头发都剃短了，额前有刘海；刚满二十七岁，看起来还行。一般人在电视上看到的警察，往往会是一起工作很多年的那种，但他们更像是虚构的，是逝去时代遗留给人的刻板印象。

实际上，多数人是从于奥默的警校毕业，然后在这里找份工作而已。他们为了获取经验，申请去克拉姆福什这类没什么吸引力的辖区，顶多只能在这里待上半年。每周他们开车跑250公里回家过周末，直到区域内的大城市——那些有咖啡馆和素食餐厅的地方——有更好的职位出缺。眼前这小伙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在南边读的书，之前很少有斯德哥尔摩人来他们这里。

“我的女朋友也在那里。”当他们拐下大路穿过尼兰时，他解释道。

埃拉则看着旧法院塔楼上的钟。塔楼上的四面钟朝向不同的方向，指针停在不同的位置上。这些钟在一天内至少有四次能准确显示时间。

“我们买了一套公寓，不过我想在内城工作，”奥古斯特继续说道，“这样我就可以骑自行车上班，以免从车里出来时被人一板砖拍在脑门上。我想或许也可以来这儿干一段时间，等到内城有位置再说。”

“你的意思是慢慢来？”

“没错，不行吗？”

他没有留意到她话音中的讥讽。毕业后，埃拉在斯德哥尔摩工作了四年，对那段总是被同事簇拥的时光拥有美好的回忆。那时，如果她呼叫支援，他们会在几分钟内到达。

她取道汉默桥过河，转向下游方向，朝贡格尔登驶去。河流这一侧是阿达伦河谷农场的住宅区。无意之中，埃拉发现自己正在搜寻那座顶上竖着标杆的山。

她父亲曾指给她看——那是十四世纪皇家领地最北边界的遗迹。那时候海平面比现在高六米，他们周围的山都是小岛。时不时地，她有意在那根标杆融入周围景色之前瞥一眼。那是以前瑞典皇家势力范围的尽头，也就到此为止了。

然而，北边由蛮荒和自由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