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十六年辛未十月十一日亥时，也就是公元1811年11月27日午夜，一个新的生命在湖南湘乡荷叶塘(今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一户姓曾的殷实人家降生。他便是日后左右中国大局的曾国藩。

添人进口，本为家门喜庆，何况生的是个男孩，因此，接着而来的是阖家欢庆，而最为得意的要算孩子的祖父曾玉屏了。

曾玉屏字星冈，他是曾氏中兴、为曾国藩兄弟成长营造了良好家庭环境的关键人物，也是后来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的楷模和心中偶像。曾国藩晚年在为其祖父所撰的《大界墓表》中写道：“国藩窃观王考府君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概，而终老山林，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其型于家，式于乡邑者又率依乎中道，无峻绝可惊之行，独其生平言有足垂训来叶者，敢敬述一二，以示后昆。”从这段简短的字可以清楚地看到，曾国藩对他祖父的思想言论，威仪气概，办事作风和持家准则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他还经常在给诸弟的书信中提到他们兄弟的威仪风度比起他们祖父星冈公来，百不及一。可惜星冈公生不逢时，终生未能遇到一件“奇遇重事”以显其能，也没有什么“峻绝可惊”的事件以扬其德，以致一生郁郁，终老山林。言下之意，如果星冈公晚出生几十年，遇上镇压太平军这个上好机会，其成功显赫一定在他曾国藩之上。但星冈公毕竟也有他自己的成就，这就是中兴了曾氏家业，而且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处世哲学和治家思想，也就是曾国藩在墓表中宣称的“足垂训来叶”的“生平言”。正是这些言，深刻地影响着曾国藩一生安身立命的原则特征和治家理业的个性特点，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局限了他的眼光和气量。

其实星冈公曾玉屏之所以终老山林而不能扬名显世，主要的问题不在于遇不遇时，而在于他自己的少年荒废，而其所以荒废又在于受着曾氏自衡阳开辟以来但知耕耘而不懂诗书的影响和局限。

曾国藩虽然是湘乡人，但他的祖籍却在衡阳。他在《大界墓表》中叙述其先世源流说：“府君之先，六世祖曰孟学，初迁湘乡者也。曾祖曰元吉，别立祀典者也。祖曰辅仁，考竟希。”这里的府君指的是祖父曾玉屏。从曾玉屏算起，他的第六世祖曾孟学始迁湘乡，具体时间不详，曾国藩自己也只说“国初徙湘乡”。以曾玉屏为基准，其上六世，至曾国藩又三世，共九世，据此推算，曾孟学迁湘乡应该在康熙初年。湘乡曾氏虽然自曾孟学始迁，但曾国藩的先辈们立祀的始祖却不是曾孟学，而是曾孟学的孙子曾应贞。曾国藩在其所作《祖四世元吉公墓铭》中说明其事由并墓铭的缘起说：“道光岁戊申，家叔父为太高祖考妣置祠宇。其明年，又为修其坟域。乃邮书于京师，命国藩记其原委。”然则“家叔父”何以不为始迁的六世祖立祠而为中间的四世祖立祠呢?曾国藩在墓铭中述其原委说：“公讳应贞，字元吉，迁湘四世祖也。少贫，手致数千金产，室庐数处，尽以予其子，而自置衡邑之靛塘湾田四十亩以老焉。公殁后子孙岁分其租以为常。至嘉庆岁丁巳，家祖及族长尊三、以彰二公，纠族之人议，积一岁之租以为公清明之祀，今所置圳上之田是也，家叔父所修祠宇在焉。”原来曾应贞是湘乡曾氏第一个发迹的人。因为他生前为自己留了四十亩养老田，死后年积月累，于是就有了祭祀立祠、修墓的物质基础。其六世祖曾孟学因为没有这样的基础，也就只好诸事阙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