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朝廷任命邓艾为安西将军，假节，兼任护东羌校尉。此时，魏军多数人认为姜维已经力竭，不可能再出兵北向。邓艾却不这样认为。他指出：“洮西的失败，可谓不小，军心溃败，仓库空虚，老百姓流离失所，几乎一败涂地。现在来看，敌人有乘胜追击的势头。而我方虚弱不堪，这是第一原因。敌人上下官兵级级相通，兵器锐利。而我方将领换了，士兵大多是新补充的，武装器械也都陈旧，这是第二个原因。敌人乘船行进，而我们靠步行，敌逸我劳，这是第三个原因。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各自都需要守备的兵力，他们专心进攻一城，而我方则一分为四。这是第四个原因。从南安、陇西，要征用羌人的粮食，如果向祁山进军，麦浪千里，很容易搞到粮食，这是第五个原因。敌人也有狡诈的计谋，他们一定会来进攻的。”分析了以上情况后，他断言姜维还会伺机进犯，加紧备战。

九月二十二日，征西大将军张翼撤军对姜维说；“姜维大将军，请求你不要劳民伤财了，这样下去只是穷兵黩武的。”姜维冷道：“你不要说了。”张翼只是无奈看着离去的背影。

逝者如斯，死了就是死了，可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好好干，由于司马炎的大伯司马师没有儿子，过继了一个司马攸还是司马炎的亲弟弟，也是司马昭的儿子。所以，整个司马家族和魏国的权力，就当仁不让的由司马师最大的兄弟、司马炎的亲爹司马昭全盘接收了。

司马家族是曹魏帝国的大臣，可是这个家族有些特殊，虽然表面上有无数的人拥护他们，然而暗地里有很多人想要他们死，司马师死了，皇帝还在洛阳，就在司马昭一帮人以为一切顺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足以让司马家族一家老小全体完蛋的惊险事件。

小小年纪的皇帝曹髦，主动给当时随军参战的尚书（国务院部长）傅嘏（古）发来了诏书，上面写着，因为淮河流域刚刚发生叛乱，现在形势还不很稳定，司马昭你就别回首都了，留在许昌这里替我镇守，让傅嘏带着中央军回首都就行了。

司马昭接到诏书后，立即汗流浃背说：“没想到这个皇帝还是蛮厉害的，咄咄逼人。”曹髦之所以敢给司马昭发这种诏书，是因为他看到了夺回权力的希望。因为司马师死得太仓促了，让忠于他的人们一点儿准备都没有。权力交接制度，尤其是权臣之间的权力交接制度，本来应该严丝合缝，可是司马师的疾病发展得太快，他快死了的时候，司马昭才赶来见他，而且再仔细想一想，周围的人怕引起恐慌，掩盖了司马师的死讯，等到司马师死了司马昭才赶到也不是没可能。这样慌慌张张、乱七八糟的权力交接，不让曹家的皇帝和忠于他的势力有想法才怪。

这个诏书，绝对可以说是司马家族的催命符。如果司马昭遵照这个诏书执行，留在许昌，就会从此失去对首都洛阳和曹髦的控制权，降格成为一个军区司令。然而，只要司马昭一降格成为军区司令，曹髦就会掌握魏国实权，到了那个时候，曹髦想怎么收拾司马家族，都是合理合情合法的了。

但是司马昭这时候还不敢明着违抗曹髦的命令，他马上找来亲信钟会和傅嘏，商量如何应对。这个时候，曹髦已然就是和司马昭翻脸了，但是司马昭可不能和曹髦翻脸，可是走正当程序、等曹髦允许司马昭回首都，也绝对是痴心妄想。

最后，三个人得出一致结论：由傅嘏走正当程序给曹髦写信，说司马昭是擎天支柱、必须回中央；而司马昭趁曹髦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立刻带着军队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就赶回了首都洛阳城外洛河南岸的军事基地。

小皇帝曹髦的奋力一搏就这样化为了乌有，唯一可能夺回权力的机会就这样失去。

公元256年（延熙十九年）正月，姜维在驻地被后主封为大将军。六月，姜维与镇西将军胡济约定在上邽（今甘肃天水）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