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撤换皇帝（当时的说法叫“废立”），是有极大风险的，弄不好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事早就有人干过。不过，他们要撤换的，不是汉献帝，而是汉灵帝。据《三国志武帝纪》，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冀州刺史王芬勾结地方豪强，蠢蠢欲动，阴谋废掉汉灵帝，另立合肥侯。这个合肥侯不知是什么人，大约也是刘氏宗是吧！掺合这件事的，就有后来背叛袁绍投奔曹操又被曹操杀掉的许攸。这事他们也找过曹操，所以曹操和许攸也是老朋友。但是曹操断然拒绝。《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记载了曹操的话。曹操说：“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也就是说，撤换皇帝，是天底下最不吉利也最凶险的事，必须慎之又慎。这种事情，以前是有人做过，比如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但那都是反复权衡成败、计算轻重以后才做出的决定，这才“计行如转圆，事成如摧朽”。如果像当年”七国之乱”那样轻举妄动，那就必败无疑。现在请诸位自己想想，你们的政治势力军事力量，比得上当年的吴楚七国吗？合肥侯的身份地位人望威信，比得上吴王刘濞、楚王刘戊吗？比不上，还要重蹈覆辙，那不是自己找死吗？

曹操这番话，实在是很够朋友。他并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而是晓之以利害关系。可惜许攸他们听不进去，一意孤行。结果阴谋败露，许攸逃之夭夭，王芬也畏罪自杀。可见皇帝确实轻易换不得。当然，董卓不是王芬，他的情况和条件都不同。他提出要换皇帝，居然也换成了。但他最后还是为他的“倒行逆施”付出了代价：被王允和吕布谋杀，死于非命。当然，这是后话。

可惜，王芬教训并没有人吸取，董卓的事情倒有人效法，这个人就是袁绍。

袁绍也是个想换皇帝的。不过他的方式和董卓又不相同。董卓的做法是“废立”（废掉一个，换上一个），袁绍的做法是“另立”（不废这个，另立一个）。袁绍当了关东联军的盟主以后，野心就大了起来，但是胆子却没有野心大。他不敢杀去长安，赶走董卓，恢复汉室，而是打算另外立一个皇帝，候选人是幽州牧刘虞。据《后汉书刘虞传》，袁绍的理由是：“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也就是说，皇上年纪小（当时汉献帝才十岁），又被控制在董卓手里，天南地北的，活没活着都不知道。就算活着，也形同虚设。国不可一日无君。刘虞是“宗室长者”，应该立他为皇帝。

袁绍的心思一看就明白，他是要在洛阳和长安的中央政府（当时董卓在洛阳，天子在长安）之外，另立一个“流亡政府”。这个“流亡政府”既然是他袁绍成立的，那么，政府首脑（在当时就是大将军）自然地非他莫属。将来，这个流亡政府如果取代了中央政府，他袁绍就是“中兴名臣”，可以流芳千古的。袁绍的算盘打得很精。

说起来这也不是不可以。成立流亡政府，也是非常时期进行斗争的一种手段，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原来的政府必须已经灭亡，或者被颠覆，或者被推翻、然而当时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至少，刘协还是名义上的大汉天子，董卓也还是名义上的大汉臣子，大汉王朝并没有被宣布灭亡。这个时候成立什么“流亡政府”，那就是“另立中央”了。这是大逆不道。因此，第一个，刘虞自己就坚决不干。刘虞是何等精明的人，他很清楚，如果贸然答应了这事，自己立马就会变成一个靶子，非万箭穿心不可。因此，刘虞在接见袁绍使节张歧等人的时候，发表了一番义正辞严的讲话，痛斥袁绍等人不思“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袁绍讨了个大大的没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