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袁绍倒是听进去了，可惜其他人反对。反对的人，据《献帝传》说是郭图，但《三国志》说郭图说赞成的，而且说主张“迎天子都邺”的正是郭图。这个我们也弄不清楚。反正那些人七嘴八舌说大汉王朝眼看就要完蛋了，咱们还去扶它，不是没事找事吗？现在大家都在问鼎中原。这个时候，先下手为强，先得手为王。如果把皇帝这宝贝弄到身边来，天天向他请示，事事向他汇报，实在麻烦。听他的吧，显得咱没分量（从之则权轻）；不听他的吧，说起来又算是违命（违之则拒命），实在划不着（非计之善者也）。袁绍自己呢，一想到献帝是董卓拥立的（天子之立非绍意），心里就犯恶心，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袁绍一再犹豫，曹操就抢了先。这一回轮到袁绍大跌眼镜了：曹操迎奉献帝迁都许县后，不但没有损失什么，或受制于人，反倒捞到了不少实惠。他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关中地区的人民也纷纷归附（收河南地，关中皆附）。更重要的是，他捞到了一大笔政治资本，不但自己成了匡复汉室的英雄，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而且把所以的反对派都置于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从此，曹操不管是任命官吏、扩大地盘，还是讨伐异己、打击政敌，都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再不义也是正义的。对手呢?则很被动。他们要反对曹操，先得担反对皇帝的风险。即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也远不如曹操直接用皇帝的名义下诏来得便当，来的理直气壮。比如后来袁绍要打曹操，沮授和崔琰便都说“天子在许”，攻打许“于义则违”。诸葛亮也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曹操捷足先登，占了个大便宜。

袁绍则吃了个大亏。据《后汉书袁绍传》，曹操刚把天子迎到许县，就一本正经地以皇帝的名义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责备他“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没见他出师勤王，只见他不停地攻击别人。袁绍接诏，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却也只好忍气吞声上书为自己辩解一番。后悔之余，袁绍又想出一个补救办法。他以许都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试图和曹操共享这张王牌。这可真是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曹操肚子里好笑，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这时，袁绍的谋士田丰对他说，迁都的事既然办不成，那就赶紧打许县的主意（徙都之计，既不克从，宜早图许，奉迎天子），否则就来不及了。袁绍不听。

实际上，这事从一开始曹操就高了袁绍一头。高在哪里？高在格调，高在品位。要知道，沮授的建议（挟天子而令诸侯）是不可以和毛玠的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等量齐观的。道理上一集讲过：奉，是尊奉、维护；挟，是挟持，利用。“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目的是要实现国家统一，“挟天子而令诸侯”的目的是要实现个人野心。一个光明磊落，一个鬼鬼祟祟，岂能同日而语？毛玠说得对，“兵义者胜”。不义，气度上就差了一截。

退一万步说，就算曹操接受毛玠的建议迎奉天子，并非真心要把行将就木的汉室再扶起来，不过只是把皇帝当牌来打，策略上也比袁绍高明。因为皇帝不但可以当牌打，而且是张好牌。这张牌，好就好在它既虚又实。说它虚，是因为这时的皇帝，不要说“干纲独断”，就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完全听人摆布，有如提线木偶。所以，它是一张可以抓到手的牌。说它实，则是因为尽管谁都知道这皇帝是虚的，是个摆设，可又谁都不敢说他是虚的，可以不要，就像童话里谁也不敢说那皇帝没穿衣服一样。皇帝有个什么吩咐，有个什么号令，大家也都得装作服从的样子（事实上有些事还得照着做），不敢明目张胆唱反调。惟其如此，当时敌对的双方便都要宣称自己的行动得到了皇帝的授权。在朝的逼着皇帝下诏书，在野的则谎称有皇帝的密诏，这样他们的行动才师出有名，才有正义的性质。所以，皇帝又是一张有用的牌，而且是王牌。只要这张牌是王牌，你管他是哪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