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这段话说得大义凛然，不能不让曹操肃然起敬。如果比较一下荀彧和沮授的说辞，则品位和格调的高下就一目了然。荀彧着眼于“义”，沮授着眼于“利”。荀彧始终紧扣一个主题：捍卫现任皇帝，就是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大义”。沮授则反复强调一个策略：掌握现任皇帝，就能拥有政治资本，这是“大利”。所以，他们都认为必须抓紧时机，但着眼点不一样。荀彧说，等到大家都想搞分裂的时候再来收拾局面，就为时已晚。沮授则说，如果不先下手为强，让别人把皇帝这张牌抢走了，就来不及了。当然，沮授也说了“今迎朝廷，至义也”的话，但说得轻描淡写。轻描淡写倒不见得就是沮授格调低，归根结底还是袁绍格调低。谋士要说服东家，总是要顺着对方的心思说的。沮授晓之以“利”，说明袁绍重“利”；荀彧晓之以“义”，说明曹操重“义”。至少，在公元196年的时候，曹操是重“义”的，或装着重“义”的样子。

不过，任何说法和决策都是双刃剑。毛玠和荀彧为曹操设定的这个“政治正确”和“正义旗帜”，给曹操戴上了高帽子，也给曹操戴上了紧箍咒。尤其是荀彧提出的尊奉天子、大公无私和弘扬正义这三大纲领，全方位地遏制着曹操的个人野心；而“乃心无不在王室”和“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这两句话，则等于用曹操自己的话把曹操管得死死的，使他终其一生都不敢取现任皇帝而代之，悍然称帝。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曹操在自己野心膨胀的时候对他们产生了怨恨。荀彧被逼迫自杀，毛玠也下了大狱，差一点死掉。

这当然是后话。在公元196年这个时候，曹操基本上还是想做“乱世英雄”的，也是主张尊奉现任皇帝，维护国家统一的。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六年前袁绍提出要另立刘虞为帝时，曹操就曾这样回答袁绍。曹操说，董卓的罪恶，暴于四海。我们的联军之所以得到那么多人的拥护和响应，就因为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现在皇上年幼，势单力薄，受制于奸臣，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一旦更换，天下还有谁能安心？最后，曹操悲愤地说：“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也就是说，你们到幽州朝拜新的皇帝去吧，我自己一个人西进长安，到那里保卫当今皇上去！

曹操这段话不长，意义却很重大。它清楚地表明了曹操的政治立场：主张统一，反对分裂，因为分裂意味着战争，也意味着人民的痛苦。曹操曾经写过一首诗，叫《蒿里行》，回顾了关东联军四分五裂的故事，描绘了战争状态下人民的痛不欲生。那可真是哀鸿遍野，饿殍遍地，惨不忍睹。曹操说：“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种景象，曹操他看不下去。

因此曹操坚决主张国家的统一，并为此奋斗终身。国家要统一，就要有一个统一的象征。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是皇帝。皇帝是谁并不重要。如果条件成熟，自己来当也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没有，也不能有两个。他反对董卓，是因为董卓把皇帝搞得等于没有。他反对袁绍，是因为袁绍要把皇帝搞成两个。他坚持不退出政治舞台，而且在条件实际上已经成熟的时候也不取代汉献帝，则因为“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所以，为了国家的统一，他宁肯自己忍住，也不能弄出一大堆皇帝来。

当然，要说曹操这时一点个人野心都没有，也不是事实。据一条不太可靠的史料，即《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张璠《汉纪》，当时有个名叫王立的太史公，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皇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替代汉的必定是魏。能安定天下的，也只有曹氏。曹操听说这话以后，就让人对王立说:“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这事十分靠不住，尤其是“承汉者魏也”这句话，不大可能在曹操刚刚迎奉天子的时候就有人说出来。不过该书所引曹操的话，倒符合他心理的真实。这个时候，曹操可能已经有了野心，至少这话他听了心里舒服，但他知道不能说。

不能说，不等于不能做。曹操迁都许县以后，便悄悄地开始由“奉天子”变成“挟天子”。这个转变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是早有预谋还是顺其自然，现在已经弄不清了。反正曹操越来越专横，越来越跋扈，越来越霸道，越来越不把皇帝当皇帝，皇帝自己也越来越觉得是从“被尊奉”变成了“被软禁”，终于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发生了所谓“衣带诏”事件。这件事《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有记载，当是事实。《三国志先主传》说：“献帝舅（岳父）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事觉。承等皆伏诛。”《后汉书献帝纪》也说：“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仲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我们知道，汉献帝是在动乱中和灾难中成长起来的，早就养成了逆来顺受的隐忍功夫。如果不是被逼无奈忍无可忍，应该不会下此密诏，可见曹操当时猖狂到什么程度。

不过这事也很难讲，因为正史所载也未必是实。陈迩先生就说“衣带诏”事件“实千古之疑案”，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也表示怀疑。这事我们以后再说。其实，“奉天子以令不臣”和“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不矛盾。因为要维护国家统一，就必须铲除导致国家分裂的诸侯，而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也必须消灭异己。目的虽不一样，事情和结果却是相同。这事在曹操那里就更不矛盾，因为他的个人野心已经和国家的统一大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曹操很清楚，他要实现个人野心，就得实现国家统一；只有实现国家统一，他才能实行个人野心。因此，在战略上，在大庭广众之中，他必须“奉天子以令不臣”；在策略上，在私下里，则不妨“挟天子以令诸侯”。“奉天子以令不臣”是口号，是旗帜。“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手段，是牌。什么时候举旗，什么时候打牌，什么时候“奉天子以令不臣”，什么时候“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心里清清楚楚，而且做起来游刃有余。

何况这事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曹操将能够比谁都更为有利的网罗人才。他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广纳贤良甚至招降纳叛，那些希望为国家效劳为天下出力的人，也只有到他的政府里来，才显得名正言顺光明正大。这也是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必须把他定位为“汉贼”，把曹操和汉室区别开来的原因之一。但不管怎么说，曹操在这方面要比他们便当。因为替皇帝效劳总比替诸侯效劳正当，而替皇帝效劳和替曹操效劳实在难以区分。至少，曹操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和国家的俸禄为自己的人才加官进爵。官位是国家的，人才是自己的，曹操这笔生意做的合算。

总之，把皇帝弄到许县以后，曹操就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拥有了最大的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源。于是，曹操一只手高举起维护汉室这面在当时是正义的旗帜，号召天下，号令诸侯，俨然大汉王朝的救世主；另一只手却从背后悄悄地拔出了刀子，而且出手极快。他要用这把刀，荡平四海，一统九州。那么，曹操他顺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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