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德管底线，法律管顾忌，两种社会规范各有分工并行不悖，这是人类经过数千年的探索得出的结论。在此之前，不同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民族和国家，曾经有过不同的选择，有的更偏重法律，有的更偏重道德。讲历史观，不能不讲这两种选择。

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是偏重道德的，至少儒家是这个主张，因为他们觉得道德更管用。孔子说，治理一个国家可以用道德，也可以用刑律。但是，用刑律治理国家的结果，是“民免而无耻”，就是老百姓不敢犯罪，但是没有廉耻之心，他心里还是想犯罪的。这就“治标不治本”。治根本要用什么呢？用道德。以德治国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有耻且格”。格，有各种解释，其中一种是“正”。所谓“有耻且格”，就是既有廉耻心，又有正义感。因此，治理国家不能靠刑律，只能靠道德，也就是只能实行“德治”。

既然是“以德治国”，那么，就先得把皇帝也好，官员也好，都设计成好人，主张并相信“君子治国”。因为如果连治国者都不是君子，又怎么能够指望被治理的人“有耻且格”？所以必须假设，皇帝一定是仁慈而圣明的，是“圣人”；宰相一定是正派而贤明的，是“贤人”；地方官则一定是廉洁而高明的，是“君子”。皇帝圣明，宰相贤明，地方官高明──“三明主义”。这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思路。

这个观念不能说没有道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人人都是君子，满街都是圣人，每个人都讲道德，难道不好吗？当然好得很，实在太好了。所谓“尧舜之世”，也无非如此。可是，做不到怎么办？事实上，我们建设了几千年，这个“理想国”和“君子国”也没能建起来，“伪君子”反倒弄出不少，甚至弄出“非典型腐败”来了。

什么叫“非典型腐败”？就是区别于“典型腐败”。比方说我的哥们杀了人，要把他从监狱里捞出来，我就花钱买通法官，买通警察，买通律师，把他从故意杀人定为过失杀人，再来一个保外就医，然后我就把他弄出来。这就叫“典型腐败”。因为我送钱、送礼、请客、吃饭是有既定目标的，这种案子一旦发现也是要严惩不贷的。

那么，“非典型腐败”是什么呢？第一，不是说我有事了，送你一个红包。什么事都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都没有，照送。这可以叫做“无目的贿赂”。第二，按照一定的时间和规矩，到时候就送，比如三节两寿。三节是什么呢？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两寿是什么呢？就是长官过生日，长官的太太过生日。当时还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长官属鼠，生日的时候下属就送他一只纯金打造的老鼠。长官非常高兴的说，告诉你，我太太属牛。这个可以叫做“常规性贿赂”。第三，这种贿赂是人人都送人人都收的，不收不送就会被视为异类，检举揭发就更是匪夷所思。明清两代不收不送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海瑞。所以海瑞派到哪儿当官都不受欢迎。这个可以叫做“普遍性贿赂”。

于是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啊？制度。明清两代官员的俸禄极低。明代一个县太爷的月薪相当于多少呢？据吴思先生计算，相当于1130元人民币。这点少得可怜的钱，要用来做路费、买官服、养家人、雇师爷。师爷是什么？就是长官的私人秘书，国家不发工资的。这个钱谁出？自己掏。还有迎来送往，还有请客送礼，你说这1130块他够吗？所以唯一不收红包的海瑞，一年只吃一次肉，就是他母亲过生日的时候。这事当时曾在官场传为新闻。官场的人奔走相告，说告诉大家吧，海瑞今天居然买了两斤肉啊！

海瑞后来是被当作了道德楷模的。但在我看来，那是楷而不模，因为没有人学他。怎么能学呢？不收红包没有办法过日子啊！所以这个腐败是逼出来的腐败，是“逼良为寇”。这种腐败因制度而生，最后又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制度，因此是“制度性腐败”。我有一本书叫《帝国的惆怅》，谈到了这个问题，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