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曹操杀孔融，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倒不完全出于他们的个人好恶，更重要的还是政治需要。自从董卓把天下搞得大乱，几乎所有有志之士和有识之士，都在思考秩序的重建问题。分歧仅仅在于如何重建。袁绍要让世家大族牵着，走东汉的老路；曹操却要有所改革，反过来牵着世家大族走。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与袁绍相反，与曹操相似，也是不走东汉老路。所谓“东汉老路”，无非是继续让世家大族“垄断仕途，控制舆论，成为豪强”。但是我们看诸葛亮的做法，何曾有一点这种意思？他坚持汉初的“察举制”，就是不让士族垄断仕途；他杀彭羕，废来敏，废廖立，就是不让士族控制舆论。至于豪强，诸葛亮的政策是两个字：抑制。

其实诸葛亮和曹操一样，既是新秩序的建设者，又是旧制度的改革者。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说，曹操在北方，诸葛亮在蜀国，都“革去了一些东汉的恶政”。

曹操这个人，是有理想无蓝图。诸葛亮则不同，他是既有理想又有蓝图。由此可见，诸葛亮执行的，实际上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或者“反对曹操的曹操路线”。而且，诸葛亮走得还更远。曹操这个人，是有理想无蓝图。他只知道不能再走东汉的老路，却不知道新路该怎么走。对于自己要走的新路，也不是坚信不移或者心中有数，常常会犯错误或者打退堂鼓。他杀边让，屠徐州，向世家大族示威，结果把自己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战袁绍，征乌桓，意志还不如荀彧、郭嘉坚定，堪称险胜。他那个最重要的政策——唯才是举，也迟至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才提出。这时已是赤壁之战以后，曹操本人也五十六岁了。可见曹操不断试错，然后纠错，然后再错。他的“法家寒族路线”，其实是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

诸葛亮则不同，他是既有理想又有蓝图。我们看诸葛亮的治蜀，是那样的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可见心中有数。也就是说，他有着明确的建国方略和执政理念，他是要在总结两汉政治得失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制度。这个新的制度，从诸葛亮的实践看，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虚君实相，依法治国。后者是曹操也做的，但诸葛亮做得更好。曹操的法治仍不免人治色彩，诸葛亮就更纯粹，也更公平。曹操的政府仍不免贪腐，诸葛亮那边就廉洁得多。这其实也是“条件和局势”所使然。曹操被士族和名士包围，对他们又有所借重，不能不多少作些让步。曹魏在中原，在中央，士族云集，是大局面；蜀汉在益州，在地方，名士不多，是小局面。所以同样一件事，在曹魏会引起轩然大波，在蜀汉就只有些微波澜。比如诸葛亮杀彭羕，就远没有曹操杀孔融的影响大，甚至鲜为人知。

依法治国是曹操也做的，虚君实相则可能只是诸葛亮的政治理想。从实际情况看，曹操为相与诸葛亮为相都是大权独揽，皇帝形同虚设。汉献帝固然是傀儡，刘阿斗又何尝有权？诸葛亮就连职务也和曹操一模一样，即都是开府的丞相。但是，曹操后来还封了魏公，建了魏国，称了魏王，曹丕还夺了帝位。所有这些事，诸葛亮都没有做。这就大不一样。曹操的“虚君实相”，其实是为了自己“篡位夺权”，诸葛亮就不是。因为他既没有封什么公，建什么国，称什么王，去世以后也没有把相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诸葛亮的“虚君实相”，可以肯定是出以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