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与张学良作为地方实力派，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在北洋政府时期双方曾有过合作，1924年的直奉战争中，阎锡山就支持奉张，出兵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交通，阻挡直系援军北上。而在北伐战争中，双方又相互对立，兵戎相见，打得不可开交。中原大战开战前曾向阎锡山表示中立的张学良，后来却发出“巧电”，出兵山海关，抄了阎冯联军的后路，十多年来，双方恩恩怨怨，又打又和。但是，从1935年开始，双方关系却日益融洽，在1936年前后，越走越近，并且在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个极其重要而又相当**的政治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阎张二人的关系能走到这一步，究其原因，主要是，一方面，他俩都为民族危机的加剧而忧虑，不甘心国家民族就这样沦丧下去，迫切要求抗日救亡；另一方面，就是他俩的处境都不甚妙，其命运有着相同之处。张学良的东北军撤进关内后，即被蒋介石调到陕西，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对陕北的红军进行“围剿”，可是，与红军的作战却屡屡失败，损兵折将，东北军先后损失了两个师，对此，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取消了这两个师的番号。阎锡山的晋绥军5个旅，1935年也被蒋介石调到陕北“剿共”，结果也被红军打得狼狈不堪。1936年春红军东征后，蒋介石派赴晋省增援的十几万中央部队不仅赖着不走，却又要阎锡山再派15个团去陕北“剿共”，这事虽然被阎锡山勉强地应付了过去，但并不能说明问题已经解决。蒋介石这样一直命令他们“剿共”，已经使他们看到了蒋的险恶用心，即利用“剿共”来消耗他们的实力，如此下去，后果定然不堪设想。这样共同的处境，难免使他们同病相怜，也促使他们不得不共谋出路。与此相关，他们也深深感到，再继续“剿共”，只能是两败俱伤，国力大损，不但会给日本加紧侵略以可乘之机，而且将来一旦中日战争爆发，中队将难以有效御敌，只有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能保存自己，也才能保全国家。正是在这种不利处境的逼迫下，在挽救民族危亡强烈愿望的驱使下，阎锡山与张学良渐渐地走到了一起。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阎张“修好”的过程中，是张学良采取了主动的态度，首先迈出了第一步。1935年10月7日，张学良就任“西北剿总”副司令5天之后，即亲自驾机飞抵太原，与阎锡山晤谈。从此之后，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的一年多时间里，张学良先后五次亲飞太原，面见阎锡山。其中，张学良于1936年1月8日和5月27日与阎会晤时还偕同着杨虎城。

虽然张学良、杨虎城与阎锡山三人都清楚他们之间所要晤谈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可谓心照不宣，但是，作为政治家的他们，也都知道晤谈如此重大问题所要承担的风险，况且过去他们之间又没什么私谊和深交，因此，不得不小心翼翼，谨慎从事。起先的晤谈，可以说是带有试探性的，看对方的态度如何，当了解到对方的真实意向后，才由虚而实，由浅而深，切入正题。张学良第一次飞抵太原，即以“商陕北剿匪事”为由，第二次也就是他偕杨虎城来太原时，仍是与阎锡山“会谈剿匪事”（《阎锡山年谱》（五），第1857、1896页）。张学良身为“西北剿总”的副司令，而阎锡山这时也正为防止红军入晋加紧筹划，自然以“剿匪”事为由，是名正言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