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希望通过“公道”这个“政治枢纽”，能使人们做到他所谓的凡事适中，“遇事持平”、“将心比心”、“人人主张公道”，克服和铲除“强凌弱，众暴富、富欺贫，智诈愚”等社会之不平，从而使任何地域、任何国家、任何人种、人与人、人与国、人与世界，处处都是公平合理，以达于“世界大同”。而这样美好的社会，不正是几千年来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吗？

但是，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理想不能代替现实，现实也不等于理想。从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历史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有趣现象，即往往是当社会中哪个方面出现缺失，并对社会的正常运行造成危害时，人们尤其是当政者对哪一方面的缺失就愈加重视，愈加强调对那方面的缺失的弥补。阎锡山如此强调“公道”并把它上升到一种主义，就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公道”已经严重缺失。这种缺失，不仅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而且出现了种种的社会不平。造成“公道”缺失的原因，除了历史形成的一些原因之外，根本的还在于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在中国的表现就是代表着少数人利益的地主资产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压迫剥削。对于这一点，阎锡山还是有所认识的，从他对“资本私有而剥削”，以及由此产生的几种社会弊端的一些言论中，即可说明。可是，在如何解决现存社会制度不合理，亦即如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存社会制度的问题上，阎锡山虽然提出了诸如反对高利贷剥削，实行“土地村公有”等一些主张，但却并没有触及到现存的社会制度本身，相反，却不顾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批判攻击的矛头，对准了马克思主义和。

阎锡山这样做，可以说是他面对严峻现实所做出的一种选择。因为，中国自其诞生以来，即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在他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发展，这不能不使阎锡山感受到早就预感到的威胁，特别是1935年前后，与山西一河之隔的陕西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更令他感到恐慌不安。为了对付，他虽然已经提出了“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公平制度”等主张，企图从政治上、经济上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但他认为这还不够，还需要从思想上用一种主义来抵消甚至取代，他所提出的“公道主义”即由此而生。用阎锡山的话来说，就是号称有主义，“他有主义，我们也要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公道主义’”（《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200页）。

阎锡山所以要在“公道”问题上大做文章，主要原因是公道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由于公道思想容纳了“公道”、“均平”、“恤困苦、去纷争”等内容，体现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追求，它历经几千年，已经积淀为一种民族传统心态，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并且，它也是人类和社会进行自我控制、自我调节和自我整合的一种重要的道德自律范式，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历代一些有作为的当政者，都把它视为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工具，予以大力宣扬。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阎锡山自然不会对这个法宝弃之不用。尤其是他执政山西后，面对种种不公不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更需要用它来“平之”、“补之”、“除之”，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巩固其对山西的统治。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阎锡山对“公道主义”的那些解释，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其中尽管有些说法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色彩，但总的来看，基本上是体现了公道思想的实质的。至于他把公道与民主和民主共和联系起来的思想，也是颇具时代气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