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张勋阴谋复辟已有传言，阎锡山闻讯后，于6月12日致电察哈尔督统田中玉，指出：“复辟谬说，危清室，害国家”，当“出兵讨伐，敉平政变”。7月1日，当复辟王朝任命阎锡山为山西巡抚后，第二天，阎即分别致电保定的曹锟、武昌的王占元、开封的赵倜、奉天的张作霖、济南的张怀芝、西安的陈树藩诸督军以及安徽省长倪嗣冲，问他们“同志各省，有何主张？并乞随时密示，以便一致行动”，并表示要“整饬师旅，准备进讨”。

张勋复辟后，总统黎元洪逃进了外国使馆，电令冯国璋代行总统职务，并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7月3日，在全国上下一片讨逆声中，冯、段分别发出“誓讨复辟”通电，段在马厂誓师“讨逆”。4日，阎锡山即派台寿民、张骐分赴天津、南京，晤见段祺瑞、冯国璋，请授方略，同时致电段祺瑞，除表示对张勋的复辟极为义愤，并认为“此次指挥义师，唯公莫属”之外，还说自己“刻经选派混成一旅进驻石家庄，以便会师北上”（以上参见《阎锡山年谱》（一），第211、214、218页）。

7月5日，阎锡山先派商震率第一混成旅由石家庄会师北上，配合曹锟北伐。7月7日，又续派第三混成旅旅长孔繁蔚率领所部进驻石家庄，以为后援。在接到京报称张勋扣押火车三辆，拟逃窜蒙疆的消息后，又令大同镇守使张树帜带一支队进据居庸关，会同察哈尔督统田中玉，防止张勋兵败北逃。同时，针对张勋与口北匪徒卢占魁相互勾结的情况，致电段祺瑞通知前敌部队注意，并建议派兵一旅，北上分头迎剿，另外还致电冯国璋请其派兵进攻张勋老巢合肥，以断其后路。

在各路军队的同力征讨下，张勋节节败退。7月8日，讨逆之师在京城外围大败张勋部，张勋坚闭城门不出，请王士珍出面调停。这时，率兵驻于丰台的段祺瑞却下令各路讨逆军暂勿前进。对此，阎锡山不予苟同，力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其给曹锟的电报中，明确表示“鄙意时不可失，务恳我兄坚持到底，商同香岩（段芝贵字）大哥，根本解决，冀绝后患”（《阎锡山年谱》（一），第229页）。当张勋负愚顽抗，调停不成后，讨逆军下令总攻，晋军商震、孔繁蔚两旅遂奉命向北京城进攻。晋军团长李敏率部首先攻克得胜门，接着各路军攻入北京，分头出击。其时，等处的复辟军仍顽强抵抗。商震旅乃急调山炮一团向前猛攻，在强大的火力下，张勋残部放弃了抵抗，纷纷缴械投降。张勋在德国人的保护下，从其南河沿住宅处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宣布退位，冯国璋、段祺瑞因讨逆有功，分任总统、国务总理，阎锡山也因坚决反对复辟而得以兼管山西民政。

但是，在其后不久由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中，阎锡山却出兵攻打护法军，站在了孙中山的对立面。冯国璋、段祺瑞虽然成功地粉碎了张勋的复辟，但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后，并未恢复黎元洪解散了的国会，立法机关依然停废。于是两广遂宣告暂行自主，及至冯、段另行召集临时参议院会议时，孙中山便率海军赴粤，宣布护法。广西、云南、贵州各省相继响应，原来的一些国会议员也纷纷南下在广州举行国会非常会议，制定中华民政府组织大纲，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政府海陆军大元帅，重申护法大义。这样，便与北洋政府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在此情况下，阎锡山没有发挥山西这一“北方革命据点”的积极作用，起而响应护法战争，相反却站在段祺瑞一边，先是于1917年7月27日，致电北洋政府，表示赞成和支持段祺瑞召集临时参议院的主张，并致电段祺瑞，支持他不恢复国会，支持段的“武力统一”政策，接着，又尊段祺瑞之命，派兵入湘作战，以履行其当初对段“山西军队愿为前驱”的诺言。

阎锡山所派的商震第一混成旅两个团和周玳的1个炮兵营从太原出发，到石家庄后换京汉车，一直开到汉口大智门车站。10月，晋军到达护法军与北洋军双方交战的主战场湖南省，协助湖南督军傅良佐对宣布独立的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部进行镇压。起先，晋军在永丰前线由于防守严密，使与之对阵的护法军广西马济、韦永昌的部队无隙可乘，虽然后来广西方面增加了兵力，但由于商震严令“本旅奉命死守永丰阵地，如敢私言进退者，以军法从事”，晋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所以，在永丰前线阵地上还一连坚持了十几天。可是，当北洋军湖南总司令王汝贤、副司令范国璋忽然在长沙发表通电，主张停战撤兵，迫使傅良佐逃往靖港后，晋军即陷于孤立。商震见事不妙，遂率部退至湘潭，却又被湘军包围缴械，只有远驻于城外的炮兵营未被歼灭，但撤至易家湾后也被缴械。商震等军官被送至武冈，后买通传教士，才得设法乘日本小轮逃到汉口，收容所部士兵。商震入湘后，阎锡山听到北洋军不利的消息，但却未听到商震的报告，于是便派上尉副官蔡鸿胪与上校副官张汝贤先后赴汉口、岳阳一带探听虚实。当蔡鸿胪先到岳阳时，商震已全军覆没，蔡即电告于阎锡山，阎即电商返并。

商震当初出发时，曾口出狂言，而今却一败涂地，自觉无颜见人，又怕阎锡山处罚，而湖北督军王占元又想留商震在湖北任职，因而一时犹豫，蔡鸿胪将这些情况致电给阎锡山，阎又派其副官李德懋昼夜赴汉，劝商震返晋，于是商决定回太原。商见到阎锡山后，连说请罪，阎则以“胜败乃兵家常事”相慰，不仅不咎既往，还嘱商从速整理部队，以备将来再战。阎锡山如此对待商震，是因为一来商震在前不久的5月在晋南剿郭坚有功，二来这次赴湘失败，不在商震用兵不当，而是局势变化使然。商震也知恩图报，后来在军阀混战中为阎锡山确实出了大力。

如果说，阎锡山在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中，还有响应革命的思想准备，但因湖北未起而响应，他也未予响应，所以，还有一些“保持北方之革命据点”的意味的话，那么，“护法战争”爆发后，他却站在了孙中山的对立面，则完全是为了维护其即得利益，保持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了。他奉段祺瑞之命出兵湖南，主要是为了报答段的恩情，并在今后得到已掌握北洋政府实权的段的进一步支持。除此之外，他的另一个想法，也许是想让晋军走出娘子关，扩大山西的影响，并提高其在北洋政府中的地位，为自己今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施展身手创造条件。但他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不过，他从此次晋军的失败中，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确实有限，要想将来与群雄竞争，还必须尽快增强自己的实力。其后他采取的种种措施，正是为了使自己能有一个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5、“保境安民”与扩充军备双管齐下，山西的军事实力迅速增强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中的直系、皖系、奉系等军阀，二次革命战争中崛起的国民革命军，以及在护法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各个地方势力，他们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以争夺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不时挑起的战端，愈演愈烈的相互攻伐使中国社会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由于既与北洋军阀各派系特别是段祺瑞的皖系有着较深的关系，又与国民革命军和其他地方势力有着一定的瓜葛，所以，就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军阀混战的旋涡，或是他被旁人拉拢利用，或是他利用拉拢旁人。他奉段祺瑞之命出兵湖南，即是前者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