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原起义当晚到翌日推举都督的整个过程来看，阎锡山的表现是不太积极甚至是消极的。其主要的问题，就是当八十五标一营苗文华等攻打新满成的战斗开始后，才派人领取子弹，组织力量向抚署后面的巡防马队进攻。比八十五标的起义晚了一步。似有等待观望之嫌。因此，在以往一些论述山西辛亥革命的文章中，有的就把阎锡山参加同盟会，拉拢清山西当局高官等“投机取巧”的事情联系起来，说他在太原辛亥起义中“按兵不动”，“首鼠两端”，及至看到大局已定，方才有所行动，因此把他在选举都督中的活动，说成是私下联络众人，一心想当都督，通过非法手段，终于如愿已偿，所以，阎锡山“窃取了山西辛亥革命的果实”。这些说法若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人们完全可以理解，但它却是在改革开放已经搞了好几年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现的，并且这些说法并非个别，而且影响颇深，就是在今天，仍有不少人对此执肯定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了。而这也正是影响到阎锡山研究的一个重要障碍。

不可否认，阎锡山后来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来，在不少方面是反动的，但这是后来的事情，而不能以此作为否定其在山西辛亥革命中所做的贡献。就其在太原辛亥起义和推举都督这个问题上而言，应当说，阎锡山是没有错误的，既不存在所谓“首鼠两端”的投机行为，也不存在什么“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恶名。按照阎锡山等所制定的起义计划，两标新军起义应是同时进行。但由于李执中的跳井、打捞，延误了一些时间，而恰恰是在这中间，他窃听到了抚署关于武昌消息和督练公所叫八十五、八十六标的电话。这虽然使他受到震动，有些迟疑，但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保证起义的进行。因此，他不但派人告知标本部勿传此电话，而且担心着八十五标是否传此电话。如果他存心搞政治投机，此时完全可以来个顺水推舟，既达到了讨好清山西当局的目的，又不暴露自己。然而他却采取了相反的措施。而这个措施，显然对起义的进行是有极为重要意义的，若是这个电话传了出去，起码要动摇军心，那些原本对起义就不同意的中下级军官，将会乘机作乱，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再则，尽管阎锡山知道八十五标已经起义后，才部署行动，晚了一步，但从时间上来看，姚以价率队出发的时间是九月初八日晨四时，部队于拂晓时方进入太原城内，攻打巡抚前衙的二营发起战斗，比攻打新满城的一营要晚一些。而在初八日晨二时，阎锡山处理完李执中一事后，又对电话的问题予以处理，当听到枪声大作后，即行布置，其时间也就在天亮时分，所以，等待的时间并不很长。更重要的是，阎锡山的行动虽然迟了一些，但他按原计划所执行的攻打抚署后门的任务，还是胜利完成了，接着又投入了支持攻打新满城的战斗，并未影响整个起义计划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