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闻知阎锡山返晋的消息后，也大为震怒，即刻命何应钦、孔祥熙等电阎，促其从速离晋，否则将采取严厉措施。同时，刘峙、韩复榘等也发出通电，请蒋介石逐阎离开山西，以示附和。但阎锡山面对蒋介石等人的逼迫，却毫无怯意。仍像应付张学良那样予以应付。因为，晋绥军于中原大战后，虽然经过整编，压缩了编制，但其元气未伤，骨干力量尚存，况且在阎锡山出走后，又掌握在他的亲信杨爱源、徐永昌手中，从而使他“有了力量”对付“严厉措施”，所以，阎锡山能从容不迫，在应付蒋、张的逼迫的同时，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

7、阎锡山东山再起，立即着手整顿晋省秩序

“9·18事变”爆发后，国内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三省的侵占，使民族矛盾加剧。蒋介石在“9·18事变”中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由此兴起，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而蒋介石却不仅继续用大量兵力对中国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而且在政治上加强了独裁，这不能不引起国民党内部反蒋派的群起攻之。他们群集广州，成立广东国民政府，一致要求蒋介石下野。在内外上下的一片反对声中，蒋介石以退为进，被迫宣布辞去本兼各职，二次下野。凡此，都为阎锡山的复出，提供了有利条件，成为阎锡山重掌山西的一个契机。

阎锡山为了东山再起，采取了种种措施，调动了方方面面的力量。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要求国民党中央取消对他的通缉令，以争取行动上的自由。由于蒋介石此时正忙于应付日本的侵华事件，加上国民党内反对派的攻击，所以，他对阎锡山返晋一事已不再特别在注意，而他又急于与广东国民政府寻求“统一”，拟由国民党中常委会决议，因政治问题而被开除党籍者一律予以恢复，因此，9月30日，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取消了对阎锡山的通缉令，10月30日，国民政府令：阎锡山免于通缉。至此，被通缉了近一年的阎锡山终于完全恢复了自由。

阎锡山采取的第二个措施，就是以得力之人，多方疏通，他又是让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赵丕廉驻于南京，与“扩大会议”的首领、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联系，以求得汪的支持；又是派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1932年10月3日正式任命）到北平去做张学良的工作。同时还请求李石曾、魏道明、郑毓秀等，予以协助，并由郑毓秀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向蒋介石疏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