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大同的楚溪春，虽然有经过日军及阎军多年修筑经营的坚固工事，在兵力上有韩步洲的38师、蒋介石派来的交警纵队“绥靖”第5大队、马占山的1个师，以及原驻大同的日伪军共1.9万人，还有坦克车队，但是，由于在1945年12月上旬，他出动骑4师主力3个团及日军共4000余人，分三路向大同北解放区进犯，企图将驻孤山（丰镇、大同之间）之八路军歼灭时，却被八路军击溃，毙伤日阎军200余人。此后，在1945年12月由聂荣臻、贺龙统一指挥对向绥东进犯的傅作义部队的反击作战（第一次绥包战役）中，不仅歼敌1.2万余人，收复了绥东之丰镇、集宁、卓资山、陶林、凉城、百灵庙、清水河、萨拉齐、四子王、托县、武川、兴河等13座县城，使大同守军陷于孤立，而且，后来傅作义部虽然一度占领了丰镇、集宁，但在晋绥、晋察冀部队的坚决攻击下，也被迫相继撤出。有鉴于此，楚溪春更不敢贸然行动，向丰镇、浑源“开展”了。

总之，从日本投降至1946年6月下旬全面内战爆发前的这一期间，阎锡山向解放区的不断进攻，均以损兵折将、丢城弃地而告终。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并非当时领导的军事力量过于强大，双方军事实力悬殊所至。其实，阎锡山的总体军事实力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过。也不排除阎锡山在战略决策和战术运用上的失误，如对进攻目标的不够集中并因此而导致的用兵分散。但这并不能说阎锡山缺乏军事才干，而是形势所迫。因为山西有好几个领导的解放区，每个解放区对他都是个严重的威胁，使他不得不多路进攻，全面出击。此外，他对胡宗南部的防范，不愿派高倬之部作为进犯上党的援军，也是怕胡部乘虚占领晋南等等。然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阎锡山的穷兵赎武，其目的并非真的要什么“复兴”建国，而是要通过武力，消灭，恢复他对山西的独裁统治。这就完全违背了抗战胜利后广大民众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团结、统一”，“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的意愿。这种违背民心的不义之战遭到失败，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3、全面内战爆发后，经过一系列战役，军事形势对阎锡山日益不利

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利用停战之机，进行了充分准备后，1946年6月26日，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

国民党进攻的第一重点是华东解放区，第二重点是晋冀鲁豫解放区，在山西境内的太行、太岳解放区又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重要地区。蒋介石为在军事上配合向重点解放区的进攻，不仅要阎锡山全力以赴，而且还派胡宗南、傅作义，马占山等部，进犯山西，与阎锡山联手，向山西境内各解放区进攻。因此，全面内战爆发后，国共两军在山西各个战场上的较量错综复杂，十分激烈，到1947年上半年，先后进行了晋南、晋北、晋西南、晋西北、汾孝、正太等战役。

国民党胡宗南部和阎锡山军队向山西解放区的进攻，首先是从对晋南解放区的进攻开始。这一方面是为了配合国民党向豫北的进攻，但更主要的则是企图通过对在晋南地区以太岳解放区为主的解放区的“围剿”，恢复并控制同蒲铁路。因为，经过上党战役，平汉路已被控制，而在全面内战爆发前，阎锡山向晋南的“开展”中，同蒲路南线又被切断，所以，阎锡山和胡宗南都急于先打通南同蒲线，以便加强双方的联系，而后再打通整个同蒲路和正太路，为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