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来的第二年早春，天安门城楼被雷劈了一角下来。在明代的时候，这是属于很严重的上天示警的信号。这是什么原因呢？朱棣看不明白，便按照当时他们的办公制度，赶紧去问一问在京官员，收集一些意见。其意是看看皇帝有什么错误，引起老天爷把新的宫殿劈了一角下来。当时有一个叫肖仪的官员，官职是工科给事中（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负责工业这方面的纪检干部），他说老天爷示警就是因为你把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把大明社稷的龙脉撂在了江南。尽管永乐皇帝非常想征求意见，可是这一条意见上来就让他雷霆大怒，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的审判，就把肖仪抓起来杀掉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快杀这个人？因为他花了十六年的心血想办法把都城从南京搬到北京，一年的时间内，反对的声音就一直没有压住。为什么压不住呢？因为反对迁都的人也有一个强大的后台，这个人就是太子。朱棣这么快杀掉肖仪，就是杀给他儿子看的。杀完了以后，依然有不少官员为肖仪喊冤叫屈，觉得就为这么点事把人杀了，太过残酷。朱棣知道迁都的争论还没完，还有人想借此说事。于是他想了一个奇招儿，下一道圣旨，让迁都的赞成派与反对派都到午门广场上辩论。

那天是清明，天阴冷下雨，所有反对的官员都跪在午门右边，赞成迁都的人并没有受到善待，也跪在另一边。朱棣说你们两派都跪在这里给我辩论，到底该不该迁都，一天没有辩完辩两天，两天辩不完辩三天，一定要辩出结果来。辩了两天半，官员们都跪不住了，就不辩了。所以，朱棣用这种非常强势甚至是蛮横的方式来处理迁都的争论。但是就在这件事情之后三个月他就死了。他最不愿意把皇位传给他的太子，他感觉到太子有三个方面让他不放心。第一个，太子不会骑马，太胖了，缺乏英雄气概。为此他经常修理太子。有一次，他上天寿山视察陵寝，故意整太子，他说我们都不骑马，也不坐轿，往上走。太子太胖，根本走不动。朱棣说走不上去也要走，两个太监搀着他的儿子，几乎是朝上爬，就是这样两脚还打满了水泡。朱棣不喜欢他的儿子柔弱，认为没有英雄气的人，过于文质彬彬，不足以君临天下，这是第一个不满意的。第二个，太子对江南的眷恋令他不满意。太子长期在南京监国，对“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江南产生了心理依附。作为普通人，这种依附是可以的，作为一国之君，这种依附则是一个危险的倾向。第三，朱棣常年征战，五次打东北、打蒙古，进行了很多场战争，太子给他支持粮草，负责解决物资供应。由于军费开支太大，太子常常无法筹措。朱棣不考虑国家财政的困难，觉得是儿子的能力问题。但是因为朱棣非常喜欢太子的儿子，就是他的太孙。他的太孙在北京长大，一口京片子，一点南方腔都没有。针对这个情况，同情太子的大臣，为了保全太子，就说这个皇太孙是万年天子，如果废掉太子，太孙就当不上皇帝了。朱棣果然为了保住太孙的继承权，而最终没有废掉太子。

太子登基后，就是明朝的第四个皇帝仁宗，他刚一登基，立即就成立了一个迁都办公室，决定把都城从北京迁回南京。这个迁都办公室如火如荼进行工作的时候，仁宗就病死了，他只当了十一个月的皇帝。他儿子一接位，即明代的第五位皇帝宣宗。宣宗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撤销迁都办公室。因为他一到南方就长疮，他是在北京长大的，到南京水土不服。所以我说北京的命运，是由历史的某种机缘决定的。有了首都才有了紫禁城，有了紫禁城才有了皇家文化。如果北京不是首都，中世纪以后的皇家文化就不会植根于北京。所以说，北京的幸运也带来了皇家文化在这里的兴盛。

阎崇年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自秦以后的历史，前一千年是东西摇摆，后一千年是南北摇摆？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东西摇摆的时候，西安就成了轴心；南北摇摆的时候，北京就成了轴心。东西摇摆的前提，是游牧文化占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而南北摇摆的时候，则是农耕文化成为国家文化的主流。在农耕文化的形态中，以北京为立足点，东北与塞外的游牧民族越过北京，就无法找到草场；南方人从这里往北走，不但无法耕种，而且水土不服，北京正好是游牧与农耕的接合部。真正在北京建都的第一个人是大金国第四个皇帝完颜亮。他当时主张把大金国的首都从哈尔滨近郊的阿城迁到北京，遭到的反对比朱棣迁都时还要厉害得多。完颜亮一把火烧毁了金上京的所有宫殿，还把大金国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吴乞买两人的尸骨挖出来，抬到北京来埋在了房山。所以北京的建都历史，应该从完颜亮开始。此后忽必烈在这里建立元大都，又统治了一个多世纪。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对北京都作出了贡献。所以说，紫禁城文化是多民族融合的文化，它和南京的皇宫不一样。南京皇宫中的风俗和北京皇宫的风俗差异特别大。南京的皇家文化是单一的汉族文化，而北京故宫的皇家文化是多民族文化杂交出来的复合型文化。我觉得皇家文化是我们故宫学的主干文化。像我们说的陶瓷、书法、绘画、家具、建筑、珠宝等等，每一个方面都像一片叶子，一朵花，必须有一棵树它才会灿烂，才会丰富，否则它们像碎片一样。

每次我走进故宫，总喜欢研讨一些问题。有一次我带了一个明代紫禁城的地图，进来做一个对照，很多都对不上了。清代对紫禁城进行了多次的改造。到了明朝以后，第一个引进江南文化到北京的就是燕王朱棣。在那之前，江南的文化在北京没有地位，大量地引进江南文化就是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的。如果我们不是从物质层面，而单从政治层面来看明代或清代的皇宫文化，我们会闻到一股很浓的血腥味。这个紫禁城里的每一处建筑，在明清时期都发生过震撼历史的事件。就说午门吧，在明代，它是皇帝接受献俘、廷杖大臣与举办鳌山灯会的地方。廷杖，是皇帝处罚大臣的一个方式，它既是刑罚，也是侮辱。明朝历代，都有不少大臣在午门广场上遭受过廷杖。最大的一次是武宗的时候，三百多官员一起挨板子。明朝的皇帝侮辱人成瘾。朱元璋天生多疑的性格，传给后世的皇帝，一个个都猜忌、多疑、刻薄，因此发明的处罚官员的刑具，便兼有折磨与侮辱两大功能。所以说，我们研究皇家文化，既要研究物质的一面，也要研究非物质的一面。既要研究美的，值得继承和发展的，也要研究恶的，值得批判和警惕的。

因此，故宫学如果真正地建立起来，就应该组织专门力量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研究故宫学实际上就是研究中华民族封建时代的主流文化。

很有幸在紫禁城学会举办的第一次高峰文化论坛上发表讲话。今天只是浮光掠影地说了一点关于故宫皇家文化的感想。我希望紫禁城的传统文化论坛能够经常举行。在下次的论坛中，组织者事先准备一些题目，参加者可以就这些题目发表一些自己的研究和看法。谢谢大家！